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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2015)國際論壇在京舉行

在本屆論壇上,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發布了2015年城市生活質量指數。調查顯示,2015年,全國35個城市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指數平均值為55.38,比2014年有所提高,處于滿意區間。35個城市的主觀滿意度指數全部超過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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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信息

時間:2015年7月4日-7月5日

主辦單位: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

          經濟研究雜志社

          經濟學動態雜志社

          香港經濟導報社

往期回顧

第八屆 | 第七屆 | 第五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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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由速記稿改編,未經發言者與主辦方審核,如需轉載或引用請謹慎!中證網不承擔引用以下文字所引發的任何后果。

  主持人:請各位嘉賓入場。各位來賓,各位專家、學者、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早上好。第九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論壇,現在開幕。

  今年的主題是新常態,新轉型,十三五規劃展望,同時本屆論壇將繼2011年以后第五次發布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主辦這次論壇的有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研究雜志社,經濟學動態雜志社,中國試驗經濟實驗研究院,香港經濟早報社,我是中國經濟實驗試驗研究院的論壇秘書長張連城,首先由我介紹部分與會嘉賓。

  參加本次論壇的有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全國政協委員,論壇主席劉樹成研究員,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名譽院長,稅務專家郝如玉教授,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第五屆,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張卓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胡乃武教授,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楊圣明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張曙光研究員,國家統計局許憲春副局長,國際貨幣經濟組織駐華首席代表Alfred Schipke先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經濟學和希望金融學著名教授Graciela Chichilnisky女士,她是2007年與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希望共同獲得IPPCC報告的主筆人,也首次提出碳排放交易市場的第一名學者。下面還有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沈坤榮院長,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系高級研究學者沈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田國強院長,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經濟系希望終身教授甘犁院長,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郭毅教授,北京大學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州教授,云南財經大學金融原則研究院院長首席顧問龔剛。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副主任李建偉研究員。本次參會的來自本次報刊雜志的學者和專家有人民日報理論部副主任,高級編輯馬宏偉博士,藍皮書出版單位社會文獻出版社謝壽光社長,論壇叢書出版單位毛副社長,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張雁,中國社科雜志社經濟部主任林躍勤,劉英,還有來自全國高校研究部門,經濟機構以及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的專家學者,不再一一介紹。

  下面我介紹來自東道主的領導、專家和學者。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校長王嫁瓊教授,中國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研究雜志主編裴長洪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首席經濟學家張平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學動態主辦楊研究員,上午一般常務副主任鄭洪亮研究員,中國社會院副社長,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劉常輝研究員。香港經濟早報社常務副社長劉曉東先生,高級記者張麗先生。作為東道主的中國社科院等,還有作為東道主的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各位院長、處長,教授、教師,參會的還有來自首都經貿大學中國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和來自十一個國家的博士研究生與會,這里不一一介紹。我代表會議、組織單位、向所有女士先生和能夠參加這次會議表示衷心的感謝。

  參加本次會議的新聞媒體單位有新華社、中國新聞社、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中國證券報、21世紀經濟早報、第一財經報、經濟觀察報、經濟參考報、香港文匯報、香港大公報、香港商報、紫荊雜志、經濟縱橫、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經濟研究、經濟學動態等新聞媒體。

  本次論壇全天由中證網、新浪網、中國網做網絡直播。本次論壇與會人員200余人,論壇新增了一個青年論壇,都是通過本次論壇征文擇優入選會議的。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各位嘉賓的到來,并預祝本次論壇成功。

  下面進入大會第一項,由論壇主辦單位之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校長王稼瓊教授致辭。

  王稼瓊: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老師們、同學們,大家上午好。第九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論壇今天在這里隆重召開了。非常感慨,九屆了,九年如一日,實在不容易,我院借此機會代表首都經貿大學,特別衷心的感謝我們的合作單位,社科院經濟所,經濟研究雜志社,經濟學動態雜志社,香港經濟早報等通力合作,也特別感謝一年多來一直關心和支持論壇的各位來賓和新聞媒體的朋友們。有些專家、來賓九年來一直支持我們的論壇,讓我們非常感動。

  很多專家九年來一直參加和支持我們的論壇,使我們的論壇能夠非常順利的進行。在這里也特別向國外遠道而來的幾位專家表示誠摯的問候,在這里也想衷心的感謝首經貿這個團隊一直堅持,自從首次發布中國質量指數,到今天第九屆論壇開幕,第五個生活質量發布,論壇不僅見證了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到進入新常態,而且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經濟轉型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很好的,非常多的建議。論壇已經在國內外經濟領域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伴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我們的論壇也將會越來越發揮重要的作用和非常大的影響。2015年是我們國家的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克強總理在前幾天訪問歐洲的時候,仍然對今年7%的目標充滿信心。但是在整個國民經濟下行壓力繼續加大,全球經濟繼續深度調整的背景下,如何實現我們國家經濟的穩定增長,是我們將持續面臨的嚴重的挑戰。因此,這次論壇我們邀請到了各方專家、學者、圍繞著新常態下的經濟轉型這一主題,探討未來的中國經濟發展,為我們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獻上我們的良策,非常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作為第一大貿易國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的健康成長和發展不僅惠及民生,而且也必將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衷心的希望我們的論壇越辦越好,也衷心希望論壇廣泛開展國內外的合作研究和協同創新。進一步擴大論壇在國內外的影響力,同時衷心希望各位專家學者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關心我們首都經貿大學的發展,最后祝這個論壇圓滿成功,祝大家在這里渡過一個愉快的周末,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王校長的致辭,下面由全國人大常委、人大財經委副主任、稅務專家、中國經濟試驗研究院名譽院長郝如玉教授致辭。

  郝如玉:尊敬的論壇主席,各位學者,我見證了每一屆論壇的召開和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的發布。很高興論壇和指數已經在國內外經濟領域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在此,特向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經濟試驗研究院,經濟研究雜志社,經濟學動態雜志社和香港經濟導報社舉辦的第九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論壇的召開,暨第五次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的發布表示熱烈的祝賀。2015年既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又是十三五布局之年,國內外客觀條件的變化使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作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第二大經濟體,新常態下實現的轉型,不僅對中國自身的經濟持續發展意義重大,并且可以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動力,因此,今年的論壇主題為新常態,新轉型,十三五規劃展望,再次抓住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具有很強烈的現實意義。

  在全國人大財經委我是負責稅收立法,稅收對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當然我們希望這個影響是正面的。但是今年我們稅收界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情,是我們在立法法中對稅收進行了科學和正確的定位。立法法是我們立法的大法,是我們立法的根本。在去年的八月份,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的審議,然后十二月份經過了第二次審議,拿到今年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表決通過。那在這里邊關于我們稅收的特別重大的修訂,就是我們把稅收的立法作為,我們稅收必須通過法律的立法來征收,通過全國人大的立法來征收。在這個立法法里邊,把它的條款單列了,把它的位置提前了。所以,他突出的體現了稅收的地位和作用。這不僅更大程度上體現了對居民財產權利的保護,對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也為我們的很多稅種從條例上升為法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大家知道我們立法法原來在立法法里邊,稅收是和財政、海關、金融、外貿、在一個條款里,就是說必須通過立法來決定的事項。那么我們立法法里邊一共列舉了九條,第八條就是這樣一條。所以從去年的八月份開始,我們一直主張把稅收從這個綜合的條目里面把它單列出來,并且把它的位置提前,那么在我們八月份的常委會提出來以后,在十二月份的常委會上法工委接受了我們的意見,把它單列了,但是擱在了第十條。

  所以后來我們在第十二月份的常委會上又提出希望把它挪到第六條,因為這個第四條我們立法法就是說要用法律來實現的,第四條是犯罪和刑罰,是剝奪居民的人身權利。第五條是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這要通過法律。所以我們認為第六條就應該是稅收,應該是對居民財產權利的剝奪。

  而我們原來放在第十條,前面就有很多了,包括國家對非國有資產的征用,這是有償的了,是吧?我們講稅收是無償的征收。所以我們這樣一個位置的變化,表現了我們對人民財產權利的保護。

  所以新的立法法對稅收地位的重視和提升,體現了稅收的本質和它所蘊含的稅收法定原則。稅收本質上是政府通過征稅取得財政收入,并將其用與提供公共服務的社會契約關系,這個關系中政府征稅天然的具有強制性和無償性的形式特征。那么它很容易引起老百姓的強烈的稅管和快速的反彈,縱觀古今中外,世界各國的許多經濟的波動,政治的動蕩和政權的更迭都是由稅收的產生,正是因為稅收的無償性和對經濟的重大影響,稅收發揮這是旨在保護居民財產權利的原則才逐漸的產生和發展,如今政府征稅必須得到人民的立法,這是稅收法定的核心理念,已經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在稅收上的普遍做法,現代法治國家大都通過大法來規定,議會不立法,政府不得征稅。本質上來說這是對居民財產權利的一種強有力的保護,是防止政府濫用征稅權侵害居民財產權利的基本保障,也正是處于保護居民財產權利的意圖,黨的十八大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都對稅收法定進行了明確的闡述。這個角度上來看,新的立法法對稅收法定原則的意義不僅僅是將稅收立法的條款單獨列示和位置提前,更重要的是他突出了稅收特別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設立了稅收立法的基本程序。這一條款正是稅收法定原則的本質要求,是實現征稅必須經得民眾認可的基本制度保障。

  這一個修訂是非常及時、到位的,我認為這個稅收法定在中國的進展還是確實是比較快的。因為我們從文革包括文革之前中國對稅收都是否定的,都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國民黨剝奪人民的外東西,所以在文革中想實行單一的稅制,一個稅,1984年我們才建立了立體的,復合型的稅制,到90年代有個人所得稅,2000年左右,才對居民普遍的征收個人所得稅,但是至今為止我們的個人所得稅還是由單位扣繳的,還不是我們直接去交的。

  所以中國的稅收發展很慢,但是我們稅收法定現在已經在立法法里體現了,所以我覺得我們的修訂還是很及時的,從我們國家的情況來看,現在我們十八個稅種,只有三個是人大審議通過的法律,也就是說立法法里面講的。當然立法法里面還有授權,如果來不得制定法律的可以授權國務院制定條例。

  所以現在我們其余的15個稅種全部都是國務院制定的條例。將這些稅種由條例上升為法律是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非常重要的任務。我們上一屆立了一個車船稅法,我們修訂了個人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從兩千到三千五,起征點的調整,本屆常委會到現在人大還沒有一個稅收的立法了。但是最近,大家注意到今年全國人大的發言人傅瑩在全國人大的新聞記者會上說到2020年,今年是2015年要把全部的國務院制定的稅收條例上升為法律。大家可想這個任務是非常非常的繁重的了。這次常委會結束的時候,我們也發了立法規劃的調整規劃。本屆人大將完成四到五個稅收的立法,任務也非常的繁重。

  所以說我們稅收比較大的一件事跟大家講一下,最后還是回到我們的論壇的話題,我注意到每一屆論壇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都是很有前瞻性的,也很準確。提出過很多好的生活的建議。每年生活質量的研究都有很大的突破,僅僅扣住了現實關注的熱點問題,同時也促進了我國城市生活質量的提高,有的城市因此成立了民生辦公室。促進了民生的改善,我相信本屆論壇會一如既往的達到預期目的,希望我們的論壇越辦越好,同時也希望各研究單位和各位專家學者借助論壇的這個平臺,在推動經濟試驗研究,繁榮經濟科學,推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促進經濟發展服務方面多出成果,成為給政府機構提供決策參考的智囊團。

  最后,預祝本次論壇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主持人: 謝謝劉樹成研究員,劉樹成研究員是我們國家研究中國經濟周期最早的學者,他對中國1978年以來的經濟走勢做了一個概括,特別是從2008年到去年,走勢圖和現在中國股市的K線圖有一拼。從未來的趨勢來看,有四種可能,一路走高,一路走低,一路走平,劉樹成研究員覺得這三種可能性不大或者是不可取。他建議應該以一個中線為基軸,正常波動,我們叫做一路走好。但是要一路走好,我想就是劉樹成研究員說的,不僅僅是三期疊加時期,還必須有一個新的政策探索期。謝謝劉樹成研究員的演講。下面請香港經濟導報社常務副社長劉曉東致辭。

  劉曉東: 尊敬的各位嘉賓、尊敬的各位專家、女士們,先生們,剛才聽了幾位嘉賓的演講,我是帶著耳朵來聽的。因為作為一個傳媒,責任首先是聽,聽回去以后再轉給我們的受眾,我覺得非常榮幸的是經濟導報第九次作為這次論壇的主辦單位之一,今天到會的有很多學界的前輩,因為我是在北京上的學,同時也有很多專家學者們。2015年到底是什么年份,新常態是什么樣的新常態,新常態面臨的是什么新增長,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新速度,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新結構,到底是什么樣的新動力,作為香港媒體來講,很希望把這些帶回去,然后再發送給他的受眾。 沒有疑問的是,2015年對中國來說可能是非常關鍵的一年,尤其現在經濟增長速度對整個經濟形態的影響也是非常深刻的,對經濟走勢的不同判斷將影響到決策層采取何種政策推動經濟發展。我希望能夠在今年的論壇高峰上傾聽到和分享與會專家對這方面的真知灼見,并和我們新聞界的同行把最新的信息和觀點向海內外推廣。

  中國經濟高峰論壇已經連續創辦了九屆,成為海內外知名的論壇品牌,香港經濟導報一直是這個論壇的主辦單位之一,作為香港歷史最為悠久的中文財經雜志,創辦于1947年,今年已經有68年歷史了,見證了香港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和中國經濟增長幾十年的歷程。經濟導報目前也是唯一一份在大陸內地、香港、臺灣和澳門同時發行的財經雜志,其發行創辦人之一許滌新教授是老一輩的經濟學家,經濟導報將和在座的經濟學家們一起同行,我期望今后能夠與社科院各個主辦單位、首都經貿大學繼續合作,把論壇辦得越來越好。

  最后預祝本次論壇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主持人: 謝謝劉曉東社長的致辭。下面請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演講。題目是:深化改革,推動經濟穩步進入新常態。

  張卓元: 很高興參加到第九屆論壇,我發言的題目是:深化改革,推動經濟穩步進入新常態。中國的經濟正在進入新常態,怎么樣認識新常態,怎么樣使中國經濟穩步的進入新常態,現在正在討論。我的發言著重想通過怎么樣深化改革來推動中國經濟順利進入新常態,發表一點個人的看法。 第一個題目是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新常態,但是還沒有很好的進入新常態。 經濟新常態的含義是什么?它的主要特征有哪些?我想最權威的還是總書記在2014年10月9日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演講時有一個很好的概括,當時他說: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第一個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第二個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第三個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講了這三條,去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從九個方面來分析中國進入新常態的表象,我認為那九個方面還是這三個特點的表象。從這三個特點來看,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新常態,但是還沒有很好的進入新常態。

  首先,中國經濟正從過去兩位數的高速增長轉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但是經濟還是在探底過程中,經濟下行的壓力還不小,還沒有在年均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中穩定下來,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今后5—10年有可能降到年均5—6%的中速增長。最近中國科學院有9個院士組織了一個給中央的報告,也請了我們社會科學院的一些專家參加,他們認為今后是中速增長,原來說中速增長是5%,報到中國科學院黨組研究以后,把5%去掉了,就說是中速增長,沒說具體是多少。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的改革發力、政策得當,7%或者6.5%左右的增速應該能夠維持到2020年,甚至更長一段的時間,但是如果說希望持續時間更長,7%左右,我個人認為恐怕很難。

  其次,在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方面,總書記講了,新常態下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但是目前離這個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我體會,成為主體一般應該占60%以上,而2014年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48.2%,今年一季度剛剛超過50%。2014年最終消費需求對GDP的貢獻率超過投資4個百分點,也是剛剛到50%,但是離消費需求的主體地位還有相當距離。

  第三,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需要更長時間的努力,沒有五年、十年的持續奮斗,難有實質性的進展。而做不到這一點就談不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談不上實現經濟向質量效益型的轉變。所以,新常態不是指短期的狀態,也不是管幾十年的長期階段,而是指大致十年左右的中長期狀態,是涵概從現在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進入高速度國家行列,為逐步實現現代化打牢堅實物質基礎的時間。大概到2025年左右的時間,主要是要看到,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時間不可能很長,能維持十年左右就很不簡單了。關鍵就看個提質增效,實現轉型能不能在這期間做到。在這以后,中國經濟的增速可能要再下一個臺階。最近比較雜志上說慢慢向均值靠攏,再下一個臺階了。

  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進程加速,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以后,中國改革包括經濟改革進程加速,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推動下,改革呈現明顯的加快勢頭,在被認為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確定的80個重點改革任務,其中經濟和生態文明領域的有50個基本完成。這一年改革力度之大,頻率之高,比以前有很大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是中央政府帶頭推進審批制度的改革,下放了很多權利。二是近年來由于推進工商注冊制度的便利化改革,由“先證后照”改為“先照后證”,把注冊資本實繳制逐步改為認繳登記制,大大改善了創業環境,調動了大家創業的積極性。上市制度改革最明顯的變化,大概是從2014年3月到現在到5月,大概每天有1萬個新的企業注冊,其中主要是私營企業、民營企業,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這對解決就業問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財稅改革總體方案已經中央深改小組通過,繼續推進營改增的改革逐步擴展到第三產業的主要行業,這對服務業的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且這方面減稅按照財政部的說法減了3700多億。另外,擴大了小微企業稅收減免的優惠,進一步扶持小微企業的發展。繼續控制和壓縮“三公經費”的支出,財政支出繼續向民生項目傾斜。 金融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也在加速,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這方面有很大的進展,而且實行了存款保險制度,五家民營銀行已經陸續開業,金融領域的市場化改革的確在加速進行。還有一個是自由貿易區建設向前推進,從上海到了廣東、福建、天津等等,今后還要繼續拓展。國有企業改革也在推進,2014年7月15日國務院國資委宣布,在中央企業啟動了四項改革試點,分別是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董事會授權試點,向央企派駐紀檢組試點,關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個是國有集團,一個是中建材。還有中央企業,像中石化,去年把油品等銷售板塊拿出不到30%的股權轉讓給包括民營企業在內搞混合所有制。國有企業高管人員薪酬,特別是行政任命的高管人員薪酬降低,已經開始實行。

  這些改革都有利于穩增長,有利于為經濟進入新常態提供新的動力源泉,弱化了原來主要由政府和政府官員為追求短期GDP增速最大化形成的惡性競爭。這是我想講的第二點。 第三點,改革的確進入深水區,有幾項改革困難重重。當前,改革的確進入了深水區,一些重要的改革可能涉及比較重大的利益調整,阻力比較大,因此困難重重。首先,我認為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緩慢。前一階段由于地方政府公司化比較嚴重,地方政府之間為追求GDP短期增速的最快化,一個勁的搞粗放擴張,結構趨同,造成了一些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環境嚴重惡化,地方債務負擔很重。現在要轉方式、調結構、去產能,修復生態環境,減少債務,就需要首先轉變地方政府的職能,不再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主要是為地方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法治環境、服務環境,著力改善民生,讓老百姓過上越來越好的日子。但是現在還看不清楚地方政府職能的轉換究竟有哪些舉措和取得哪些實質性進展。看樣子政府的改革,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改革,仍然是今后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二是國有企業改革進展緩慢,壟斷行業的改革阻力很大。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比如對自然壟斷行業競爭性業務要逐步放開,但是這方面進展很慢。比如去年中石化拿出油品等銷售板塊搞混合所有制,也是個非常初步的改革,因為還是由中石化控股,但是有關負責人卻指責中石化搶先改革,沒有及時請示報告,對改革表示不滿。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和適時推進改革,決定已經作出了一年半多了,至今看不到加快的影子,一直說要在去年建立起不動產統一登記平臺,但是至今也看不到建成的日子。根據報紙上記載,現在仍然有90%以上的縣市沒有動作,理由是沒有部門能夠協調這項工作,實際上是在消極抵制和應付這項工作,而沒有這個平臺,所謂房地產稅的征收就是一句空話。三中全會決定說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還要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我記得三中全會文件起草過程中很多人覺得提高個人所得稅,向個人直接征稅真的太難了。為什么流轉稅為主,流轉稅從企業中直接扣,要向個人直接征稅,現在很難,阻力非常大。比如稿費,工資,這些扣稅很容易,但是有的人一下子暴富的怎么增稅,比如有一些大股東,一下套現多少億,幾十億,這個稅怎么征收,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好的辦法。這方面的改革據說財政部最近要考慮個人所得稅制的改革,這方面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緊迫需要推進,但是難度又非常大的改革。

  第四點,既得利益的固化以后,改革越來越難,深水區改革之所以困難重重,有認識分歧問題,有怕擔風險的問題,但是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因為在既得利益由于幾十年來改革停滯不前、固化以后積重難返,改革越來越難,風險越來越大,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我剛才說的,不動產統一平臺的建設,一再后推,就是要求太全面,太高,九個方面不動產一一登記,而且從城市到鄉村,做起來的確很麻煩,也很費時費力,應當逐步建立,不宜一步到位。

  更重要的是,我估計由于要從事這項工作的人不積極,因為這項工作可能損害他的利益。在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開會時有的領導說,他到地方去調查,問地方的干部,據他所接觸的,每一個地方干部差不多都兩三套房子以上,因此他主張征房產稅從第四套征起,這樣征房產稅就成了很大的問題。為什么不動產統一平臺難建立,恐怕工作是難,另外布置要求太高太全,最重要的是可能觸犯到他們本身的利益。

  由于不動產包括房地產稅現在根本看不出出臺的前景,在深圳一些地方炒房地產又開始了,炒房地產對資源浪費是最嚴重的,大家都一套房,結果蓋了很多空置房,是要用磚頭、瓦、鋼筋、水泥弄起來的,是真正的物質財富,這樣造成的空置房或者鬼城,消耗的物質財富太可惜。

  另外壟斷行業的改革也是阻力重重,我想主要是壟斷行業的人,特別是其中的管理層,多年來享受高收入、高福利,改革以后如果引入競爭機制會使他們的收入和福利不能夠輕易維持原來的高水平,因此他們會本能的采取各種手段來阻撓改革。大家都知道,國有企業改革方案已經討論了很多次,都已經成型了,但是我知道最后一次討論是4月底,現在已經7月了,到現在下不來,我想還有沒有協調好的東西。同樣的道理也可以說明,為什么一些政府官員不愿意放下手中的審批權利,因為那里有自己的利益,放棄審批權利等于放棄自己手中的利益。所以政府改革很重要,很緊迫。但是絕不是短時期就能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沒有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動很難推進。也由于既得利益的固化,使得改革的風險也越來越大,改革的余地越來越小。 可以想像,像征收房地產稅,不可能一下子像美國那樣對所有的房產都征收,很可能采取比較擇中的方案,讓受損利益的人縮小點,對高收入的群體征稅,分布實行才行為。要到2020年像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那樣,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336項改革舉措和任務,將是困難重重的歷程,稍一放松就可能會打折扣。當然,折扣打得越低越好。謝謝。

  主持人:張老師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也是令人尊敬的長者,他還是中共十八屆十三中全會文件的起草者之一。現在有一個不好的說法,就是新常態是個筐,什么東西都可以往里裝。張老師對新常態,根據習主席的指示做了科學的定義,同時還有時間定義,闡述了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同時也描述了未來改革困難重重的因素和前景。我想張老師的發言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謝謝張老師的發言。

  下面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發表演講。

  許憲春:謝謝。非常高興參加第九次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論壇,感謝會議的主辦方給我一個和大家交流的機會。我發言的題目是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與面臨的挑戰。我發表的觀點僅代表我個人,不代表我所在的單位。

  大家都知道,經濟結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問題,它既是當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突出問題,也是長期經濟發展戰略問題。近年來,在國家一系列經濟結構調整政策措施的作用下,我國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區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對外貿易結構都發生重要的變化。但是目前經濟結構問題仍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我這里的演講主要是利用最新的統計數據,對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和面臨的挑戰進行研究,對經濟結構的進一步調整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議。我講三點:一、我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積極變化。二、我國經濟結構面臨著嚴峻挑戰。三、關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思考和建議。

  一、我國經濟結構正在發生積極變化。

  由于各個方面的原因,包括歷史的、自然的等多方面原因,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結構存在一些比較突出的矛盾。比如,產業結構方面存在著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矛盾,需求結構方面存在著消費需求不足,經濟過度依賴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問題。區域結構方面存在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落后于東部地區的矛盾。收入分配結構方面存在居民收入比重偏低、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矛盾。對外貿易結構方面存在服務貿易發展嚴重滯后的矛盾等等。 我們都知道,黨中央、國務院高度經濟結構調整問題。黨的十八大報告和“十二五”規劃都把經濟結構調整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把促進重大經濟結構調整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之一。習總書記在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都強調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近年來,在一系列調整經濟結構政策措施作用下,我國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區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對外貿易結構等重要經濟結構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

  (一)產業結構發生的變化。這張圖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圖)在經歷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之后,我們第二產業增速回落幅度是非常大的,比第三產業回落幅度要大。隨后在經濟刺激政策作用下,第二產業增速首先起來,一直高于第三產業。2012年以來,第三產業增速始終高于第二產業,這就導致了第三產業的占比在不斷上升。圖上最上面的線是第二產業的占GDP的比重,斜線往上走是第三產業占比,往下走的是第一產業占比,在2012年之前,第三產業的占比始終低于第二產業,2012年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2012年,第三產業的占比占45.5%,第二產業占45%,第三產業比重第一次超過第二產業,超過了0.5個百分點。到2014年,第三產業占比到48.2%,第二產業占比42.6%,第三產業占比已經超過第二產業5.6個百分點。剛才劉樹成老師已經談過這個事情,今年一季度第三產業的占比進一步提高,到51.6%,當然第一季度有特殊情況,因為第一季度第一產業非常低,所以導致第一季度的三產比較高,所以年度更有代表性。

  我們知道,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化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它標志著我國經濟增長長期由第二產業主導加快向第三產業主導轉變。第三產業具有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小、吸納就業能力強等特點。因此,三次產業結構的這種變化有利于降低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有利于提高就業水平,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有利于改善民生。 在產業結構力,還值得關注的是工業中的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比重在上升。圖中可以看到,上面的兩條線一個是高技術產業的占比,在抬頭,2014年到30.4%,比2012年已經提高了1個多百分點。高耗能行業在回落,下面的兩條線一個是高技術產業,一個是采礦業,高技術產業也在往上抬頭,采礦業在回落。在工業中也有高技術產業比重上升,技術含量高的裝備制造業上升,高耗能行業比重下降,采礦業比重在下降,這都是積極的因素。

  還有就是服務業中的高技術服務業、科技服務業也在快速發展。今年1、2月份,包括1—5月份也是這樣,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26.9%,在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今年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只有6.4%的增長,一季度GDP增長7%,其實很重要的因素是服務業增幅比較高。服務業中高技術服務業和科技服務業發展比較快,特別是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26.9%,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長18.5%,科技推廣和應用服務業增長10.1%,明顯高于服務業的增長,明顯高于GDP的增長。

  (二)需求結構正在發生積極變化。 (圖),上面的線是最終消費需求占GDP的比重,在波動中回落,特別是在本世紀初到2008年左右,幾乎是占比在逐年下降。但是看最近一些年,2010年左右已經抬頭,消費需求占GDP比重在抬頭。投資占比是中間的這條線,在回落。進出口需求在2007年占GDP比重達到了8.7%,那時候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輿論壓力很大,現在已經回落到2.7%,2.5%左右,是屬于比較正常的水平。這是三大需求結構。再看區域結構,上面的線是東部地區經濟增速,長期東部地方經濟增速超過中西部,所以東部地區的GDP占比是不斷上升的。從近些年看,東部地區的增速已經低于中部和西部,所以這已經導致中西部增長,中西部GDP占比在回升。上面的線是東部地區GDP占比,長期以來是上升的趨勢,從2008年以來,東部地區的占比已經開始回落,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占比開始回升,這是區域結構在發生變化。 經濟發達省份與經濟不發達省份人均GDP的比,最高的時候最發達省份人均GDP是最不發達省份人均GDP的10.9倍,到2014年,最發達省份GDP是最不發達省份GDP的4倍,已經明顯縮小,相對差距在明顯縮小。

  (三)收入分配結構也在發生積極變化。我們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長期以來是比較低的,上面這條線的趨勢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一直出處于回落趨勢。最近一些年,從09年以來已經在回升,(圖),已經從50多到62。其中的企業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回落,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還在抬頭。至少我們看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回升,企業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回落,這也是我們長期追求的。我們都希望在經濟增長中更多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對于提高經濟消費拉動作用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除了整個收入分配格局在發生變化外,居民收入的相對差距也在縮小趨勢。我們看一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化,這條線講的是增長率,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菱形的是城鎮居民可支配說如的增長率,多數年度前面都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高于農村居民人居純收入的增長。最近一些年,反過來了,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超過了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還有一個反映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變化的,就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最高的時候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3.3倍,現在已經回落到2.97倍。(圖),這是高收入組和低收入組之間的無等份的收入,人均收入的絕對量和增速情況。隨著收入組的提高,增速在回落,低收入組增長了16.9%,高收入組增長了7.5%,說明高收入和低收入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對差距也在縮小。基尼系數也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2008年是比較高的,0.491,04年已經到了0.469,是在回落中,無論是居民收入格局,在國民收入可支配收入在三大主體之間的分布,還有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包括城鄉之間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間還有基尼系數,都表明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我講的是相對差距在縮小。

  (四)對外貿易結構正在發生積極變化。對外貿易結構變化的突出特點是技術密集型行業超過勞動密集型行業,成為主要的出口工業。從2014年主要出口行業的出口交貨值看,技術密集型的裝備制造業出口交貨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出口交貨值的比重達到64.5%,已經成為我國主要出口工業,比重遠超過傳統的紡織、等勞動密集型出口行業。我剛才講的是五個方面,經濟結構的五個方面,我們知道“十二五”規劃中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包括四個方面,一個是需求結構,一個是產業結構,一個是區域結構,一個是城鄉結構,我這里講了五個方面,又增加了收入分配,還有對外貿易。

  二、我國經濟結構面臨著嚴峻挑戰。

  (一)我們的結構發生積極變化,但是我們經濟結構問題依然面臨嚴峻挑戰,首先看產業結構。第三產業比重依然偏低,這個表是世界銀行的數據,(圖),世界平均水平第三產業占比是70.18%,我們現在年度還不到50%,有20多個百分點的差距。和高收入國家相比,有25個百分點的差距。中等收入國家是55%,我們也是低于他們6—7個百分點的差距。高技術產業比重偏低,高耗能行業比重偏高。雖然我們的高技術行業占比在上升,但是只有10%左右。高耗能行業雖然比重下降,還接近30%,高耗能行業占比還是特別突出,這也是我國能耗高,環境污染重,二氧化碳排放多很重要的原因。

  (二)需求結構面臨嚴峻挑戰。世界平均水平最終消費占GDP比重是77%多,我們現在是60%多,比重也差得比較多,和高收入國家差得更多,和中等收入國家相比我們也是低了不少。

  (三)區域結構面臨的挑戰。我們仍然面臨著諸多的挑戰,首先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依然突出,中西部地區發明顯落后于東部地區。2000年,最發達省份人均GDP是最不發達省份的10倍,回落到2014年的4倍,相當明顯。但是絕對差距還在擴大中,比如2000年上海的人均GDP是3萬多人民幣,貴州人均GDP是2700多,到2014年上海的人均GDP是9萬多,貴州的人均GDP是26000多,相差70000多。2014年貴州的人均GDP和上海的人均GDP絕對差距是1993年的2.6倍,絕對差距在擴大。中西部地區的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遇到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嚴峻挑戰。本來是東部地區的發展,實現梯次轉移,轉移到東部和西部,全國畢竟是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當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時候,中部和西部雖然勞動力成本低于東部,但是上升也很快。我們遇到了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更低的勞動成本的競爭,中西部地區遇到了這樣新的挑戰。

  (四)收入分配結構面臨的挑戰。我們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雖然在上升,但是和發達國家比依然偏低,特別是和美國、澳大利亞這些國家相比,我們的占比是偏低的。還有一點,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差別不是特別大,但是要知道,一些發達國家的社會轉移是比較多的,比如免費的教育、免費的醫療比較多,如果按照實際的可支配收入,差距會更大一些。雖然我們也有社會轉移,教育、醫療,但我們畢竟不全是免費的,有些發達國家都是免費的。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偏大,首先是城鄉居民收入依然偏大,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依然郭達,基尼系數依然偏大。雖然說國際上還沒有一個標準說法,基尼系數多大是合適的,但是不少專家認為基尼系數小于0.2的時候是過于平均的,0.2—0.3之間是較為平均,0.3—0.4之間時比較合理,0.4—0.5時差距過大,大于0.5時差距懸殊,我們現在是0.496,還是差距偏大。

  (五)對外貿易結構面臨的挑戰。主要是服務貿易嚴重滯后于貨物貿易。這張圖上面是貨物貿易、貨物出口占貨物和服務出口的比重,下面是服務出口占貨物和服務出口的比重。貨物出口占絕對比重是90%多,我們的服務出口不到10%,兩個差距是非常大的。(圖)上面是服務進口占比,下面是服務進口占比,服務的進口也低,但是要比服務的出口占比高出1倍左右。我們過多進口服務,但我們出口的服務比較少。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服務出口大概只有8%,發達國家都是比較高的,比如英國是30%多,美國也接近30%,我們是8.6%,即使在金磚國家我們也是最低的。說明我們服務的質量和水平滿足不了國際市場的需求,這是很突出的一個問題。同時,貨物貿易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重擠壓。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歐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我們的高端制造業質量趕不上發達國家,低端制造業勞動成本比較高,所以我們受到雙重擠壓。

  三、關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思考和建議。

  (一)關于產業結構。

  1.繼續加大推動第三產業發展的力度,解決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問題。2.我國第二產業比重較高,有其必然性,我們現在是世界工廠,為世界生產產品,所以第二產業占比比較高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推動第三產業發展的同時,我們不能會略第二產業的發展。只有實現三次產業協調發展才能使得第三產業獲得穩定發展的基礎,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們要重視發展第三產業,但同時絕對不能忽視第二產業的發展。3.三次產業的發展都需要通過創新。不論是一產、二產、三產都需要通過創新發展,依靠傳統的拼勞力、資源肯定不可持續。

  (二)關于需求結構。

  1.努力擴大消費需求,進一步提高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充分發揮投資在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產業結構優化、民生改善方面的重要作用。沒有投資的作用,想實現這些結構調整也是很難的。3.面對出口需求的雙重擠壓,面對不斷加大的經濟下行壓力,要鞏固好我國長期努力取得的國際市場的份額,使出口在穩定經濟增長,解決就業問題方面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三大需求都不能忽視。

  (三)關于區域結構。

  要保護好近年來形成的中西部快于東部發展的勢頭。要繼續實施長期發展戰略,促進中西部地區發展,推動中西部地區協調發展。同時要重視中西部地區人才不足問題,創新能力不強問題,技術進步緩慢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要高度重視中西部地區在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過程中遇到的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問題。

  (四)關于收入分配結構。

  我們要保持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同步,但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平衡,要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平衡,要避免居民收入增長落后于經濟發展,勞動報酬增長落后于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時也要避免居民收入增長明顯超過經濟增長,勞動報酬增長明顯超過勞動生產率提高,否則,可能會影響到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進而影響到居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因為我們在調查過程中發現,許多企業面臨的最突出問題是把勞動成本上升作為第一個問題,特別是中小企業,如果勞動力成本持續大幅度上升,可能支撐不了,可能會帶來企業倒閉問題,工人就會失業,不但沒有收入,將來可能還會失去工作,所以必須保持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平衡。

  (五)關于對外貿易結構。

  堅定不移的推動服務業對外開放,推動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推動我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協調發展,進而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促進就業和民生的改善,推動我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邁進。我們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貨物貿易進出口國,但同時我們又是世界上服務貿易最大的逆差國,我們是貨物貿易的順差國,但又是最大的服務貿易逆差國,這種狀況也應該改善。這是我給大家講的一些觀點,主要是五大結構問題,就是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區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和對外貿易結構。謝謝大家。

  主持人:許憲春研究員是一個學者型的官員,是我們論壇的老朋友,他的發言只代表自己,不代表單位。許憲春研究員用詳實數據分析了中國經濟結構一些可喜的變化,許多中國占比該高的都比發達國家低,只有一個比發達國家高,就是高耗能產業,這是我們面臨的嚴峻挑戰。同時,許憲春研究員給出了可行的對策和建議,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對許憲春研究員的講話表示感謝。 剛才劉樹成研究員在形勢方面講了總量,張老師講了改革,許憲春研究員又講了結構,下面一定要講開放,有請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經濟研究雜志主編裴長洪研究員發表演講,題目是:“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對外開放。

  裴長洪: 各位專家、學者,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一帶一路”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媒體上、專家、學者以及各種研討會很多,但是我看了不少的文獻,我覺得不少的議論和討論都屬于想象、猜測、自話自說。這個問題黨和國家有一個非常公開的文獻和完整的表述,就是2015年3月28日經國務院授權、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一份文件,這是目前為止中國政府最完整、最權威的對“一帶一路”問題的政策聲明,或者說是一個解讀。我感覺不少人至少沒有認真看過這個文件,標題叫做“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這個標題都很值得琢磨,我覺得有必要在這里講講我對這份文件的學習合理解。

  我覺得有十個重要的含義:第一,它不叫戰略。習主席是重大倡議,李克強總理用的是建設,所以標準的說法、官方的說法叫“一帶一路”建設。第二,基本理念是和平發展。當然,首先是經濟發展,同時還有文明的交流和世界和平。這里面提了一個新的概念,比如講了開放、包容、均衡、普惠,均衡普惠在我們過去的對外開放文件中是沒有出現過的。又講了是對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這是基本理念。第三,建設目標是世界范圍的宏大經濟愿景。主要包括三部分,一部分是基礎設施,第二部分是貿易投資便利化,自由貿易區網格,第三部分是政治復興人文交流,這是建設目標。第四,建設原則是共商、共建,共享,不是單方面行動,很多誤解都認為這是中國單方的行動,我想干什么。三部委文件的標題是“推動共建”,不是我想干什么,是我和人家一起干什么,這是這份文件的含義,它包括堅持開放合作,基于但不限于古代絲綢之路,因為現在是按照古代絲綢之路來發表愿景,但不限于,比如日本、美國要加入也可以,和諧包容,市場運作,市場運作主要是企業為主體,政府也發揮作用,所以不是援助。四是互利共贏,尋求利益契合點和最大公約數,大家知道數學中的最大公約數有時候很小,并不大,沒關系,能有多大就多大。

  第五是基本內容,陸海統籌,兩圈對接,六條走廊。第六是謀求合作共贏之道,實現五通。政策溝通,基礎設施,貿易投資,民心相通。這里面有必要專門提一下資金融通,從政策聲明來看不是只考慮人民幣國際化,當然人民幣國際化在這個過程中會發生,但不是只考慮人民幣國際化,講了四個要點,我看了一下都沒有讓人體會到要指定人民幣作為必須使用的貨幣。第七合作機制,務實民主。第八,舉國響應擴大開放。我看了一下這份文件,沒有被提到的省大概只有山西省,去年的說法,講“一帶一路”的時候我到過一些地方,發生了很有趣的現象,大家在爭奪,比如新疆說我是絲綢之路核心區,很得意。甘肅說我是走廊,也很得意,陜西說我是起點,河南說不對,我是起點,因為武則天把首都放在我這兒。后來習主席說鄭州搞了鐵路集裝箱樞紐中心,說河南要積極參與,河南說這下我找到依據了,我也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這份文件幾乎把所有的地方都囊括進去了,舉國響應,這也是一個愿景,我算了算,除了山西省沒有提到其他都提到了。第九體現大國責任,在體現大國責任中有一句話非常重要,也是過去沒有說的話,說是中國愿意在力所能及范圍內承擔更多責任義務,為人類和平發展作出更大貢獻。所以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包含有中國在力所能及范圍內承擔責任義務這樣一個問題,不是說光考慮我能有什么好處,是你要承擔責任義務的表現。第十是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通過我們和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區域合作,能夠使我們培育一種新的規則優勢,參與培育制定國際規則,發起新倡議,新議題,新行動,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品,這是一種新的競爭優勢,這是我對這份文件的學習理解的十點小小的體會。

  第二個問題講講關于“一帶一路”建設的金融支持。

  我目前看了一下,大概有三方面,一方面是國內各個金融機構在各個地方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融資和授信支持,這已經有了,在國內不少地方已經出現了。第二方面是個別的金融機構,比如中國銀行已經在海外發行“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債券,媒體披露已經發行了40億美元。第三方面是國際性的開發性金融機構,這里面有亞投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等。特別是亞投行,6月29日亞投行協定已經簽字了,具體的我就不說了,因為這里面去查找都能找到。

  亞投行實際運營后要面臨的考驗,我認為第一個考驗是亞投行設立運營以后,第一個要面臨的是如何建立互信包容的治理架構。因為實際上亞投行按照目前初始的法定股本金,在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中還只是個小弟弟,因為亞行是法定股本金1600億,亞投行只有1000億,規模還是小的。習主席說要打造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這三個共同體,而亞投行的創始成員是57個,當然還需要國內立法批準,至少是多數,只比亞行少10個。過去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內部要協調、治理,本身就有很多的經驗教訓,亞投行能不能吸取這些經驗教訓,創新發展,這是面臨的第一個考驗。

  第二個考驗,到底有多少事可以干,因為現在媒體上報道亞洲基礎設施需求多么大,博鰲論壇說有8萬億美元,全世界70萬億,其實都是絕對需求,要按照絕對需求,在座各位人人要一輛車、一套房子、一套別墅,能滿足嗎?能付得起嗎?所以經濟學要研究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到底有多少項目,是按照商業原則可以干的,這是需要研究的,而且未來的世界經濟到底是使資產價格走高還是走低,這里面都有風險因素。

  第三個考驗是風險評估。

  第四個考驗是金融設施和生態環境。“一帶一路”涉及多幣結算,支付體系,包括信用環境、金融監管,會計準則以及到底中央銀行能不能承擔最后貸款人的職能,因為是做商業,不是做慈善,也不是做援助。

  第五是與國際規則的協調。因為已經有了一些國際規則,比如將來和沿線國家產生的貿易投資關系,如何和已經有的和將要產生的國際交易規則相協調,而且20國集團也有一個全球基礎設施計劃,以及如何和亞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組織的協調關系,這都是未來亞投行需要面臨的考驗以及課題。

  有幾個問題需要專門講一講,首先,“一帶一路”建設不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也有一些海外的媒體有誤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第二,國內最大的誤解是認為我們搞“一帶一路”,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很大,通過“一帶一路”建設趕快把過剩產能都往外輸送,這是國內最大的誤解,包括一部分專家學者也是這樣想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因為按照“一帶一路”建設的構想,是要按照市場運作,按照國際通行規則,這些項目都要采取國際商業規則,因為要進行國際招投標。中國企業能不能夠在投標中得到項目建設的承包權以及設備材料采購權,這要看我們有沒有競爭能力。即便一些企業通過招投標中標了,從而導致我們國內的一部分產能確實往外輸送了,這是競爭的結果,也不是通過特殊照顧、制度安排、特殊待遇實現的,所以從規則安排上說,不可能為中國過剩產能專門做這種安排,這是國內的一部分誤解。還有一部分誤解,目前媒體渲染比較大,我們幾個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的設立,人民幣國際化,甚至有些媒體說將重塑國際貨幣體系,中國亞投行,中國金磚銀行,重塑國際貨幣體系,這些話都說得比較夸大,也是對我們目前做這些事情的誤解 。

  因為從未來的趨勢看,人民幣確實會隨著“一帶一路”建設被選擇,這是肯定的,一個是被選擇,在雙方的合作中被選擇,導致人民幣繼續走出去。在貿易投資洽談過程中會產生新的規則,這也是必然的,這些現象和事實的出現,對現行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都只是一種補充和完善,而不可能是替代,也替代不了。所以我認為,我們現在所做的這些,“一帶一路”建設也好,包括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的設立,以及人民幣被“一帶一路”建設中成為區域內被選擇的貨幣,這些現象都是對現行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補充和完善,而不是替代。謝謝。

  主持人: 關于“一帶一路”,目前學界還有政界都有許多誤解,是憑想象、憑猜測來自話自說,裴老師對“一帶一路”的內含和目標作出了科學的定義。另外,要搞“一帶一路”的建設,他提出必須有金融支持,當然也包括資本市場支持。還要把絕對需求轉化為有效需求,這里面有許多的工作要做。今天上午和下午發言的都是中國經濟學界研究宏觀經濟的大牌,他們的觀點都非常的新穎,他們的對策和建議都非常有建設性。感謝裴長洪研究員的發言。

  這一節現在開始。我們探討的主題更為深入,包含兩節,第一節是請貨幣基金組織和國外的一些學者進行討論,包括我們課題組的袁富華教授進行關于經濟增長的測算,和我們最近的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要隆重發布中國城市生活質量藍皮書。首先有請IMF的高級代表AIfred Schipke發言,主題是:勞動力市場新常態。

  AIfred Schipke: 女士們,先生們,很高興在這里和大家見面,我先談談中國的股票市場。因此我要給大家介紹一下勞動力市場,大家可能在想,我們會聽到什么樣的信息,我發言的題目是中國的勞動力市場。近常態下的中國勞動力市場,我覺得勞動力市場這樣一個話題真的是特別吸引人的話題,尤其是現在出于這樣一個特殊的時刻,中國過去是把經濟增長作為唯一的目標,而勞動力的穩定性變得更加重要,現在中國正在進行轉型,在我的發言中會介紹幾個話題,我會介紹一下我們目前的現狀,然后是變化的趨勢,接下來我要問一個問題,現在的勞動力市場究竟怎么樣,是否比較好,我會簡單的介紹一下改革。

  首先看一下我們的現狀,我覺得總的來說人們的想法也獲得了數據的支持,即勞動力市場相對來說是比較有彈性的,盡管現在世界經濟出現了放緩,前面的發言人也都提到了,實際上有一些數據甚至指出勞動力的狀況現在是比較好的,政府也感到比較高興,現在就業的目標以及新的就業機會創建方面做得是不錯的,去年就業目標的創建超越了。

  還有另外一個好消息,當大家看這些數據的時候,(圖),你可以看到名義工資的增長放緩了,當然這是和經濟增長放緩一致的,但是它的增長還是超過了GDP,我想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好消息。大家還可以看到城鄉工資的差距,城市居民、農民工工資差距的狀況,至少這個差距沒有加大,沒有變得惡化,這也是好消息。這里還有一些高頻的數據,可能給我們提供了一些信息,指出情況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好,最后我會給大家介紹這個話題。

  勞動力市場有哪些作用力,這里有一些變化的趨勢是好壞交錯的。一方面,出現了城市就業不斷上升,尤其是第三產業發展更加迅速,我們知道第三產業就是服務業,能夠創造更多機會,正是這樣的原因,勞動力市場現在整個的情況發展態勢還是不錯的。另外一個現象是結構性的,人口的變化,人口的增長,在幾年之后會開始下降,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工作年齡的人口也會下滑。一方面意味著對勞動力來說沒有太大的壓力了,但是也有一些綜合癥,有一個現象是比較正面的,勞動力在中國的參與率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數據,(圖),可以看到中國的勞動力參與率在各個國家之間的比較,可以和歐洲平均的比較,當然它是高得多的。

  還有一個好消息,進入到勞動力大軍的新一代人,他們獲得的教育更多,這也是一個正面的、積極的因素。這里有幾個人口方面的因素,實際上也是正面的、積極的因素,可能還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從長期來講,可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關于中國一個獨特的特征就是農民工,這種現象也并不是讓我們感到驚訝,有哪些因素促使這些人從農村走向城市去打工?當然首先是現存的經濟增長方面的收入差距,隨后我會給大家再講這個話題。我們可以看到,在收入差距方面,相對來說收入差距還是比較高的,生活在城市當中的人,他們的收入要高于農村人口,因此這些農村人口就進入到了城市打工。現在有一個問題,對于勞動力市場來說,真的是像現在表面上所顯示出來的這么好嗎?現在經濟出現了放緩,勞動力市場真的好嗎?我們要去分析一下這個問題。正如剛才已經指出的,有很多的文件能夠去支持,第三產業服務業現在發展非常迅速,而且創建了很多的就業機會,這是一部分能夠解釋目前勞動力市場不錯的原因。當大家分析這個話題的時候,你會看到這里是有一些挑戰的。

  當然,數據并不是完美的,隨后我也會介紹這個話題,不管我們從數據當中獲得了什么樣的結論,也許這可能也是一個數據不完美的問題。即使我們從數據當中進行總結,當大家看各個國家的時候,不管是在私人部門還是公共部門,在我們進行轉換的時候指出,勞動力市場的問題實際上是現在的重中之重。現在勞動力市場的情況比較好,主要是由于政府非常重視勞動力市場,這里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個原因是涉及到中國勞動力市場獨特特點的,就是農民工城鎮的轉移。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在國有企業當中,還有一些大的、私人企業當中勞動力的特征,這兩個因素都支撐著勞動力的市場,經濟放緩時失業率并沒有上升,這種狀況是好的還是不好的?我剛才已經指出了,我覺得政府在一個領域當中必須要做更多工作的就是考慮到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非常大,因此中國必須要出臺更多的勞動力統計數據,在這個領域中國政府需要做更多的事情,紅色的圖能夠顯示出波動率,好像波動不是特別大,經濟是有循環和周期的,房地產也會出現頂峰,瘋狂的增長,然后下滑,股市也是如此,西方在數據當中會出現波動性,否則我們會懷疑這些數據的真實性。

  這里關鍵的信息如下:尤其是中國的經濟現在變得越來越復雜,政策的決策者必須獲得關于勞動力優質的數據。我覺得在中國是有共識的,對于我們所有的學術人士來說,當然我們也希望能夠獲得更加真實的、優質的數據來做更多的分析。

  還有另外一種現象,當你去看勞動力市場的時候,你要去看經濟增長和失業率之間的關系。有一些人把它稱為定律,在中國讓我們感到并不驚訝的是,中國的失業率實際上根本就沒有改變,而增長率卻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因此這二者之間的關系相對來說是比較薄弱的。然后我們就會問,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最后我們發現,你會在移民和增長之間有一個非常好的相關性,這并不讓我們感到驚訝,我們看看過去不同時間段農民工遷移的狀況,這就說明當經濟放緩的時候就會有兩種事情發生,一方面是對于外面的員工可能不愿意到城市去,所以到城市移民的人流會減少。另外一點可以看到,房地產開發商可能會從房地產建筑業方面從城市回到農村,現在的人流也會逐漸減少。這方面我認為這可以展示,也意味著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有一定的靈活度。我們也可以描述城市的失業率會增加。

  同時,我們還想強調的是,如果說這個過程延長了,人們在農村地區待的時間更加長的話,可能會影響政府的目標。比如要改變消費結構,改變經濟增長的模式,尤其是實現城鎮化發展,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是不利于政府目標實現的,同時也不利于地方政府來改變經濟結構的目標。所以說這是一個負面的影響。當然還有另外一個現象,我也不覺得它一定正面,生產力過剩的行業當中,個別的工廠可能要關閉,破產,不斷把他們擠壓出去,這樣的話我們就會問一下,如果這些工廠都關閉的話,這些勞動力去哪兒了?

  我們看一下數據,我們沒有非常完備的數據來給我們非常好的描述勞動力的去向,我們是根據案例的研究方式來進行研究。(圖)對于那些有關鍵生產力剩余的行業,可以說這些行業有些還是非常開放的。我可以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在河北省有一個非常大的鋼鐵工廠,有一個非常大的鋼鐵制造廠,他們跟我們說我們總共有4萬人,但實際上我們只需要18000人,這樣的話就意味著在這個過程當中能夠展現出失業率,就是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但是又對于社會的保障帶來了一定的挑戰。

  這就說明社會保障還不是非常有效,這樣的工業行業必須要縮水。在此之外,大部分的企業必須要支付更提升的工資,工資增加的話他們還會支付更多的成本。實際上它也沒有推動經濟結構方面的轉型,政府說我想要給需要重新培訓的員工提供支持,你可以給他們支付工資,當然最理想的狀況是可以從你們的透明度預算當中實現。但與此同時要培訓下崗人員,經過再培訓之后他們可以到不同的工作場所或者工作崗位當中去,我們把它叫做隱性的失業人數,這種隱性失業人數在不斷增加,像鋼鐵或者其他行業的生產力過剩。

  從整個經濟角度來講,不知道是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到底是還是不是,我們知道國企的失業在不斷增加,他們的人數也在不斷減少,工作人群不再像以前那么大了,但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私營企業也不像以前那樣了,盡管他們的生產力在不斷減少,但他們還在不斷吸收人群進來。其實我們并不知道這些現象加起來是什么樣的意味,從地方的角度來講,有一些過剩的生產力都是在某些省份非常集中,我們在這里想說明的一點是,整個勞動力市場還是非常好的,整個情況也是非常樂觀的。其他國家的失業率可能會在很長時間內保持,但是在中國很多失業人群可以由大企業進行吸收的。

  針對于這樣的現象,我們作出的建議:首先是政府作出了聲明,會定期進行勞動力市場進行調查,并且公布相關的數據。如果你是一個決策者的話,你確實非常希望知道到底問題在哪里,問題是什么樣的,這樣的話可以根據這些準確的數據作出判斷。如果這些是隱性的失業問題,這對于政府來講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必須要改變這樣一個架構來進行實際的支持,而不是維持表面的和平現象,這樣就意味著要繼續支付工人的工資,但與此同時還要支持他們的再培訓,或者再給他們尋求其他的工作崗位。無論怎么樣推動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誰來支付養老金,這是非常重要的,無論發生什么樣的情況來進一步支持服務業的增長,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增長的驅動力。

  我想簡短的做一下總結,現在的整個勞動力市場情況還是非常好的,根據現在的數據來看。推動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尤其是通過預算的支持,還有非常定向的財政的支持。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隱性的失業率正在不斷增加,尤其是在生產力過剩的行業。最為關鍵的是政府要進行改革,要有相關的政策來推動經濟結構的調整。謝謝大家。

  主持人: 講得非常好,中國PMI最近有一個非常不好的數據,講到失業率在提高,就是PMI里面關于失業率的提高,這說明有些產能過剩的企業開始進行深層次調整,不再進人了,而且最近由于建筑業的下降,過去吸納最大的就業的池子也在收縮,隱性失業問題,還有失業的問題,慢慢也就成為了重要的問題,所以這也是非常好的。感謝AIfred Schipke先生,下面有請Graciela Chichilnisky進行演講。

  Graciela Chichilnisky: 非常高興能夠參加本次論壇,我作為大學的教授每次都參加這樣的論壇,非常高興能夠再次看到大家。也非常高興今天能夠給大家再分享一個同樣重要的假想,剛才的發言人做了針對另外一個假想的發言。

  我的發言主要是關于可持續發展的,現在我們是在世界當中人類占主要的力量,可以說人類也是世界上目前在星球上最大的群體,我們改變了這個星球的氣候,還有水系,以及地球上的生態系統,這就引起了氣候變化。弗朗西斯主教在上周時給大家解釋了在科學的角度,我們人類行為能夠帶來的影響,這種好的影響包含哪些部分,全球的風險包括非常多,比如氣候的變化,以及生態多樣性的滅絕。在過去40億年當中,我們形成了非常多的生物多樣性,還有清潔水缺少的問題。另外是我們的食品缺乏,再就是水的缺乏,還有空氣,清潔空氣的缺乏,這對于我們來講是生存的必要要素。

  海洋生物在不斷絕種,我們一定要盡量避免生物的絕種,這引起了我們非常大的關注,來解決這種緊急的問題,我們一定要對于氣候的變化能夠采取相關的措施。在2015年12月份將會召開氣候變化第21次大會,在過去幾十年當中政府間的組織在不斷進行這方面的討論,2005年京都議定書到期之后有什么樣的國際協議,OECD國家都還沒有參與進來,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同時也被隔離出來了。

  有災難性的風險包括非常多方面,比如聯合國20%的成員有非常多的小島,43%的小島,他們都不斷面臨海平面上升的問題,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生存問題。極地的冰蓋在逐漸融化,還有史上從未見到的大型颶風、洪災、旱災、火災,有非常狂暴的沙塵暴,他們可能會在這個城市中肆虐好幾周,甚至街上的汽車都飄起來了,我們不得停工、停課。根據聯合國的報告,現在由于氣候的變化,在全球引起了三千萬人口的大移民。在美國的五角大樓2009年的報告中也發布了,是關系到美國國家安全的一種風險。

  說到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現在海洋也面臨絕種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和我們是息息相關的。我們捫心自問,我們誰都沒有非常仔細的考慮這個問題,面對我們的下一個是什么,現在在地球當中的生態系統也許有99.99%的可能都會滅絕。接下來的就是人類了,我們是最大的物種群,也許我們等待了太長的時間,20%的世界人口都在工業化的國家,也在OECD的國家,他們引起了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都是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燒等等,占了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的45%。比如產生能源的火電廠等等,這些火電廠或者是發電廠對于中國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

  從全球來講,總價值占了53萬億的基礎設施,現在這些國家急需要改變這些基礎設施,對于中國來講,他們也建了非常多這樣的發電廠,其中很多都是火電廠,他們對于吸收外來的員工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剛才的發言人講的那樣,隨著經濟的下滑,可能有越來越多的人會離開城市,回到他們的老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對于中國維護穩定,因為有5億人都是流動人口,甚至相當于美國的人口總數,現在有30—35%的中國人口依然還是從農村向城市移動。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是非常重要的力量,5億人不斷的從農村到城市。對于中國政府來講這是非常有風險的一項決定,如果一旦關閉了這些火電廠的話,對于5億人來講就沒有工作了。

  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要提供非常必要的條件來吸納氣候變化,就是在全球來改變我們的發電廠,能夠向清潔能源轉變。當然在短期內我們是無法實現的,在2014年,美國最高法院修改了他們的一項法案,里面涉及到進行氣候變化的應對等等政策。對于非常邊遠的州,比如加州這樣的州,都是對于美國非常重要的,鑒于中國現在還沒有參與到京都議定書當中,在90年代的時候他們可能還不是非常大的排放國,現在在聯合國的體系當中還沒有包含中國這樣的國家進入到京都議定書當中,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中國和美國現在是兩大排放國,目前他們還都沒有強制性的約束,現在中國已經主動提出來改善自己的行為,根據人均GDP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基于人均GDP的標準,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表態,但是目前還沒有任何具體的提案或者是建議,包括提升,無論是中國的決策者還是美國的決策者,他們都沒有非常明確的路線圖或者是方案去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來應對氣候變化。

  到底怎么解決這一問題,對氣候變化我們現在有IPCC,政府間的氣候變化委員會,現在發現我們要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變化,來實現兩度溫升的狀況,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要出臺碳負極的技術,我隨后會給大家介紹這個技術,我也會給大家放一個視頻看一下政治層面的問題。實際上我們需要政治核技術層面的雙重解決方案才能控制氣候變化。首先我要告訴大家,地質學家關于地質狀況及人類所造成的地質狀況有一些新的理論,實際上人類現在已經改變了我們的地質狀況,我們已經從全新紀進入到一個新的世紀,即稱為人類紀。

  現在人類造成了非常多的變化,這些變化是人類造成的,但主要是由人類所產生的經濟活動所造成的,這是一種資本主義,非常成功的世界的經濟組織,他們驅動著全球化的發展,他們現在造成了我們目前進入到了人類紀這樣一個新的紀元。簡單來說,如果說從現在開始幾千年之后,如果你去看一下那些新形成的巖石就會發現人類活動所形成的蹤跡,人類紀是始于什么時候?主要是1945年在全新紀之后出現了人類紀,這樣一個時間點的確定并不是我確定的,而是地質學家所確定的。因為在1945年之后,在二戰之后,唯一的全球組織安排國際和國內的貿易,在那個時候創建了這些全球的機構,這樣一個秩序是由美國所統治的,因為在二戰結束之后,打敗了日本和德國之后,美國在全球經濟當中占比50%。在1945年的時候建立了全球的機制,利用貿易來替代戰爭,我們沒有出現第三次世界大戰,兩個競爭對手,美國和中國現在彼此進行成功的貿易,因此他們之間不會再產生戰爭。

  簡單來說,你不會殺掉你的客戶,美國是中國的客戶,中國也是美國的客戶,這兩個國家不會殺死自己的客戶,實際上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中國和美國彼此都是貿易的合作伙伴,是彼此的客戶。因此從1945年二戰結束之后,建立了這樣一個世界的機制,貿易替代了戰爭。當時創建了一些世界的組織,包括前面發言人來自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我也在那兒工作過幾年,還有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其他國際組織這些組織是當時所創建的第一批國際組織,他們促進了全球的貿易,而這種全球的貿易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

  在這樣一個世界秩序當中,美國處于主導地位,因為美國是世界主體的經濟,當時是占世界經濟的50%,當然現在下降到了25%甚至更低。美國領導著這些機構來促進他們之間的經濟發展,而美元也成為全球的貨幣,這是一個美元所領導的世界。

  我要跟大家討論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布雷頓森林機構,他們對我們的經濟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呢?我剛才講了,這樣一個布雷頓森林體系促使了貿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常人們把它稱為一種大眾經濟,這種經濟是基于大眾消費的,這主要是美國的一個發明,美國發明了大眾消費的經濟,美國的居民數量是至關重要的。后來又創建了歐盟,他們也希望創建這樣一個大眾市場,比較有意思的是,中國有13億人口,是美國人口的近4倍,而美國所創建的大眾消費的經濟現在要轉移到中國,因為中國的人口比美國更多,是美國的4倍。西方的經濟體在那個時候美國是一級經濟體,發展非常迅速,利用了非常多的資源,成為一個前沿的經濟,成為先鋒的經濟,重塑了西方經濟體的思維方式,也促使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成立。

  我給大家簡單介紹了一下歷史,一個單一的、前沿的社會,主要是美國所代表的,它在全球經濟當中創建了經濟體之間的互通互聯。是怎么創建的這樣一個互通互聯?他們是創建了一個非常成功的基礎——市場。今天的組織有經濟的結構,過去是單一的,也就是說貿易國,還有消費者他們彼此相互競爭,現在西方的經濟在人之間是缺乏連接性的,在各個經濟體和環境之間也是缺乏連接性的。經濟和環境之間的聯系沒有建立,如果你去閱讀金融時報的話不會看到人們去討論有限的資源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另外一個西方的經濟體之間他們在不同的代際之間也缺乏聯系。現在有4—5%的發展,但是實際上我們現代人是利用了將來人的資源,我們要考慮到將來人的需求。

  現在我們所發生的狀況都會對將來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可是發展需要我們建立聯系,這就是為什么要建立聯系。現在人類掌控著整個地球,第一次在有紀錄的歷史當中,在快速全球化的時代之后,人類開始掌控整個地球,統治著整個地球。但是這意味著我們所有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當自然資源達到極限時,我們整個的世界會發生什么樣的狀況,我們現在在連接并改變正整個的地球環境、水體和生活在地球上的各個物種。我們怎么樣進行調整,我們必須要有正確的技術和正確的政治,我們怎么樣能夠實現可持續的經濟,我們怎么去做?我們需要去改變經濟發展的狀況,使它具有可持續性,我們也需要改變經濟發展的方式,從GDP轉向人們最基本的需求。

  市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碳市場,碳市場賦予碳一個價值,在環境和生物多樣性方面也是如此,我們必須改變國際法,我隨后會給大家展示一下我們怎么去做。聯合國指出我們需要做的一些變化,尤其是在京都議定書當中指出我們所需要做的措施,現在我們要建立碳市場,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些排放的問題,但是我們現在缺失了一些信號,市場的信號非常重要,它能夠顯示出碳的價格變化,顯示出碳的價值,但是我們缺失了這樣一個信號。如果說我們砍掉所有的樹去造衛生紙,當然我們造紙時需要砍樹,當你砍樹時GDP會上升,這會影響到環境。我并不是反對衛生紙的生產,只是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們現在缺乏市場的價格,我們沒有衛生紙市場的價格,碳的價格也沒有。碳的市場能夠幫助我們賦予人類活動的碳價。2011年12月份,京都議定書要延期三年,在德班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當中作出這樣的決定,一直生效到2015年,現在要進一步延長它的有效性,到2020年。

  簡單來說,中國和美國之間需要怎么做?北部富有的國家人口占全球的20%,還有南部的窮國他們占全球人口的80%,哪些國家應該在進行減排,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現在很多國家都比中國更加富有。南部的窮國他們的人口占了80%,他們開采了世界上大部分的資源,他們也把這些資源出口到富國。碳的市場是至關重要的,可以幫助我們進行轉移,但是它是一個市場,是資本主義系統的一部分,碳的市場是一個例子,我們也有水的市場和二氧化硫的市場。

  我們為碳排放賦予一個限制,這樣可以由固定的供應,國家可以在碳市場上進行碳排放額度的交易。碳必須要去執行碳排放的極限,實際上這可以創建財富,有一些國家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他們可以和清潔的國家之間進行碳的交易,但是世界的財富不會受到影響,我們只是在高排放國和清潔國之間進行碳排放額度的交易,鼓勵人們減排,這也會改變全球的經濟。

  大家知道,上周六個最大的油氣公司,包括英國石油公司,還有殼牌公司,還有法國的道達爾公司,他們向美國傳達了一個緊急的信息,敦促美國支持全球碳的市場。在1997年我撰寫碳市場時人們有很多爭議,但是現在碳排放的市場已經廣泛被人們接受,包括油氣公司,每年可以去交易三千億美元。這些減排的國家可以從碳市場當中獲益。還有清潔發展機制,可以進行轉移,可以有500億美元的CDM資金的轉移。碳的市場,京都議定書協議當中涉及了碳的市場,碳的市場創建了清潔發展機制,中國可以開發出最成功的太陽能和風能的設備,實際上中國現在在世界上也一直出口這些設備,這是非常快速的一種創新,太陽能光伏設備的價格也出現了急劇下降,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中國的創新。整個世界都要感謝中國。

  主持人: 非常感謝Graciela Chichilnisky教授的講演。人類可持續發展這個命題非常長,可以講很長時間,但是為了論壇可持續發展,忍痛給叫停了。現在請袁富華教授代表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講述我們未來對經濟增長的思想性展望。

  袁富華: 我們的研究重點包括以下幾方面:2011—2014年,我們課題組圍繞中國經濟減速的結構性引路及效率非均衡問題進行了分析,分析的方法依然是非常傳統的新古典增長框架。因為新古典增長框架,在應用于中國抑制性問題分析時我們遇到了很多理論困難,促使我們進一步進行思考,怎么分析中國的問題。于是我們提出了進一步的思考是立足于經濟租金理論,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考察新卡爾多事實作用。我們的核心觀點是以人力資本增進和制度完善為手段,以創造租金(創租效應)和規模報酬為環節,尋求TFP增進的路徑,防止規模效率路徑向租金抽取路徑的退化。我們分析框架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創租效應,一個是抽租效應,是分析框架的基礎。

  這個報告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2015年的經濟狀況以及“十三五”的展望,第二部分是一般性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是作為一般理論框架案例,我們對中國、國際人力資本結構模式進行比較,最后一部分是結論。

  第一部分,經濟增長現狀及“十三五”展望。一、中國2015年的經濟形勢及啟示。我們認為2015年的一些事實和問題可以歸納為一句話,制度問題受到極大關注。2015年的經驗事實包括全面通縮,就是說從PPI的下降轉變為GDP的評價指數下降,地方債務置換受到關注,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速度加快,資本化率提高與多層次股權市場建立,跨區域經濟布局啟動,這些問題以及措施可以歸納為三點,改革、開放和開發。2015年經濟問題和措施的要點是:決策者已經意識到制度深層次改革的重要性,制度、積聚、信息等新卡爾多事實開始進入中國視野。

  二、“十三五”增長預測。我們預測的目的是為了說明一個事,除了制度性因素,TFP的重要性在未來越來越重要。三重結構性沖擊,資本增長的倒U型趨勢,這是我們已經做過的,去年已經說過,勞動力增長的倒U型趨勢,干中學效應逐步衰減,導致了中國的“十三五”時期經濟出現減速。減速疊加效應,包括資本彈性逐步走低,就是提出了要素彈性逆轉問題。還有節能減排對于增長負向沖擊,工業品擴張的需求約束,以及國際市場再也無法容納中國過多的工業品制造。

  根據這些條件,我們認為“十三五”的增長會發生以下情況:首先是勞動力投入可能變為負增長,資本的存量高估,認為達到9.5%,資本存量增長已經很高了。再假設TFP的貢獻在30%的時候,我們對“十三五”的預測是6%,勉強超過6%。我們做這個分析的要點是“十三五”時期,中國的TFP貢獻如果不能達到30%或者40%,中國的經濟減速態勢根本無法扭轉。

  第二部分,中國可持續增長路徑,我們想建立一個分析抑制性的租金理論框架。首先繼續看TFP事實,第一個問題是效率增長的國際比較及一般事實。第一個小問題,TFP水平的國際比較,以美國為基準(圖),紅線代表美國,藍色代表英國和德國的平均,還有巴西、日本、泰國,我們得出如下結論:第一,與美國的TFP水平相比,英國、德國等老牌發達國家,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后表現出與美國的趨同。第二個問題是后發國家,例如泰國、巴西等國家的TFP水平,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后,與發達國家差距逐步擴大,目前他們大概為美國的1/3。日本作為追趕成功的典型,失去的10年,失去的是效率改進,因此我們有一個小結論,城市化階段經濟績效主要體現為TFP。

  經濟追趕國家的效率問題,圖上列了兩個,我們得到的結論是拉美六國和東南亞四國勞動生產率的變化與TFP的變化正相關,TFP份額普遍在20—30%,是經濟追趕國家的普遍特征。全要素生產率份額偏低,制約了勞動生產率的穩定增長。現在發展中國家普遍下降。解釋一下這個表,全要素生產率的份額,拉美六國是在1970年之前,他的份額在經濟增長中的份額是30%左右,80年代、90年代之后陷入了危機,TFP甚至為負,進入新世紀才逐漸轉入20%以上。東南亞四國的狀況和拉美六國平均差不多。

  中國區域TFP比較。我們的結論是:從區域的TFP來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最快的就是東部,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增長率是3%,東部TFP增長對經濟的貢獻最高,是20%左右。處于第二位的是中部,TFP對經濟增長貢獻10%左右,西部最差,TFP增長速度低于1%,TFP對增長的貢獻僅為7%,使我們想到了美國一個研究,美國在60年代產業轉移時,轉移的是勞動力,但是TFP份額東部和西部都差不多,中國現在TFP出了問題,差異太大。因此,區域發展前景的排序,與TFP相對應,TFP高的地方,東部和中部的某些地區,他的發展前景就好。

  租金創造、租金抽取與TFP分析框架的建立。概念解釋,租金的概念大家比較熟,由于資源供給被固定或控制而得到的長期或者暫時的收益。張曙光老師關于租金的分析對我們啟發很大。創租效應,是由于發明創造等積極因素形成的動態租金,創租效應包含了規模報酬和遞增報酬,國際上也有不少研究。創租效應導致TFP動態增進,租金抽取效應是體制造成的經濟分割所導致的租金抽取機制,這個是我們在前期做的研究,抽租效應的結果是從生產性部門向非生產性部門的配置,導致TFP改進動力枯竭。

  下面看一下初步的租金理論分析框架中的經濟過程,政府行為對租金的影響以及向TFP的傳導。經濟追趕階段,政府通常具有內生作用,在新型古典經濟學得到了認同,比如克魯格文獻非常精彩,內生性政府的作用導致縱向、橫向的條塊分割,這是抽租效應的關鍵。內省政府具有抽租效應特征,也許還包括克魯格論證的所謂尋租行為,當然包括到這里面,以及親資本的政府行為。內生性政府導致經濟內在失衡,這種失衡不通過制度重新設計很難回復。政府內生性導致的抽租效應,導致的失衡,是系統性、結構性的,是不可恢復的。

  經濟追趕的城市化階段,作為一個案例,服務業主導地位的建立,有可能強化政府干預,因為服務業一些部門比工業部門更容易被視為價值觀念,國家安全的標志。因此,成為比工業化時期更強干預的借口。政府在這個時候更容易介入經濟,導致抽租。政府行為需要重新定位,就是說發揮制度的租金創造效應,這是我們對制度紅利的一個機制解釋。

  創租效應與新卡爾多事實的對應。我們認為,新卡爾多事實本身包含著租金因素,第一個是人力資本可以看作是租金,空間積聚、制度創意和信息都可以看成動態租金。從租金的角度來看,新卡爾多事實強調租金創造效應,這是立足于報酬遞增機制強調租的生產性。我們認為新卡爾多事實最偉大的地方,報酬遞增,目的是強調租的生產性,突破了新古典的框架靜態的租的分配,這是一個需要注意的地方。租金理論框架之下的城市化過程,租金創造效應導致空間積聚,靜態的古典租金導致空間發散,創租效應意味著快速城市化,抽租效應意味著城市化衰退,根據城市化發展過程一些國際經驗利用租的理論給一個初步的案例。這個理論含義是什么,就是不改變制度因素對于創租效應的阻礙,不可能收獲城市化的收益,至多是貧困的城市化,拉美最為典型。硬把城市化理解為創造租金的創租裝置,這種機制在工業化階段表現得不是那么突出。啟示:人力資本和制度相應成為關注的核心,因為這兩個因素涉及到創租效應能否充分發揮。

  重新認識資本:抽租效應下的經濟過程,把人當成消費的,L就是勞動力,相應地,GDP就是加投資、加消費,也就是說經濟有作為“死勞動”的投資K,和作為勞動力的人的消費構成,這是傳統解釋,特別適應于工業化,把勞動力拿來就用,因此GDP等于K+C。創租效應下,如果我們的思維角度變了,把租金理解性生產性創租效應,那創租效應下的經濟過程把人當成具有未來潛力的一種“活勞動”,這是馬克思非常經典的說法。消費不是生存、享樂意義上的目的,生活是為了創造,這是馬歇爾所謂的與活動相聯系的需求,我們認為可以作為我們的補助。GDP進行轉換,GDP等于K+H,就是說C轉換為廣義的人力資本,其中C里面包含的教育成份更是代表了經濟過程對未來創租效應的預期。

  資本的重新解釋,意味著不同經濟我國的態度,決定了TFP的地位。如果注重C,進行K和C的替代,這是短視的行為,認為現在重要,包括內生性政府的短視行為,我覺得國內學者有很多分析,如果注重H,不看重C而是看重H,表示經濟過程對未來樂觀,增加消費的目的是增進人力資本和未來增長效率,去年我們思考消費補償問題,在這里基本得到了比較圓滿的解釋。

  我們再看一下租金與生產過程。創租效應導致的宏觀波動,(藍線),如果把租看成具有生產性的活動,它會呈現出這樣一種藍線的形式,如果把抽租效應導致TFP下滑,(圖),創租效應的結果,暫時性的租金創造的動態變化,可以導致波動,但是這種波動是可恢復的,導致可恢復的經濟波動。抽租效應是因為結構性租金控制,導致了經濟出現TFP系統性下滑,經濟失血。這里面包含的制度含義,作為創租的秩序規范,我們把制度定義為作為租金創造的制度規范,創租效應導致的波動意味著經濟充滿不斷創租的獲利,這就是創造性毀滅。

  抽租效應下政府干預的具體事實。舉個例子,縱向水平上國有經濟依然保持著信貸、技術配置的絕對優勢,相對而言,市場競爭性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本深化水平較低,就會形成壟斷部門對競爭性部門的租金抽取。橫向水平上,科教文衛、社會管理等非生產性部門的擴張和人力資本積聚,如果不能給生產性部門提供足夠的效率補償,非生產部門的擴張就會導致對生產部門的租金抽取。增長策略的核心依然于傳統工業化階段的技術性理論,主要把增長的本質看作資本積累而非其他,沒有轉向我更為綜合的制度治理,這是目前中國的現狀。

  一般性租金理論框架分析中的案例,是一個比較大的案例,經濟追趕過程中人力資本結構的演變。我們的觀點是:追趕成功的國家,隨著工業化過程推進和人均GDP提高,經濟發生了由低層次人力資本向高層次人力資本的梯度升級,這是一個共識。高層次人力資本深化過程中存在躍遷現象,一般在較短的時期里完成高等教育普及且與高生產率循環累積,這是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人力資本升級的臨界現象,經濟被低層次人力資本充斥,且導致效率提升速度放緩。中國人力資本結構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中等人力資本堵塞,且質量有待提高,高等人力資本積累嚴重不足。根據人力資本深化規律,現階段人力資本的培育決定了未來一二十年里經濟轉型的成功與否,為降低轉型遲滯的風險中國應該積極搞教育儲備。

  人力資本演化模式。經濟追趕國家人力資本呈現出三種演化模式:一種是以日本和韓國為代表的模式,特征是高等教育比重大,中等人力資本向高等人力資本的梯度升級較為迅速,非常快,15年。且各層次教育質量提高與數量的普及同步,這是他們很重要的特點,中國不同步。第二種是中國模式,特征是大規模工業化基本處于第二級人力資本的主導之下。中等教育占人力資本分布的比重非常大,70%。第三種模式是拉美國家的模式,特征是初級教育勞動力比重較大,中等教育勞動力比重過低,圖是三種演化模式的示意圖,是二級人力資本,就是中等教育的演化圖。中國到70%的時候還沒有往下拐,韓國和日本70%的時候拐下去了,拉美國家比較低。(圖)

  第三部分,追趕成功國家人力資本梯度升級的躍遷現象。追趕成功國家大學教育年限的迅速提高和普及一般是15—20年時間,15年躍遷現象是為未來15年產業結構進行教育儲備,這是人力資本的升級經驗統計規律。

  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高級化的臨界現象和低層次人力資本堵塞問題,就是臨界現象問題初級教育和中等教育相繼發生的倒U型趨勢變化過程中,中等人力資本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的拐點遲遲不能出現,經濟被大量中低層次人力資本充斥,無法實現向第三級人力資本主導增長的路徑躍遷。臨界現象的克服意味著人力資本結構發生質的變化以及轉型的成功。因此我們離轉型比較遠。結論是:人力資本結構低級化,蘊含了抽租效應。

  第四部分,“十三五”時期的增長路徑,首先是完善分配機制,全面建設小康。包括初次分配的完善,勞動力市場的完善,以改革促進創新轉型,首先是清晰定位兩只手,把政府職能逐漸轉變到秩序規范和經濟社會整合上來。防治規模效率模式向租金抽取模式的退化,發揮了空間集聚的效應,防范外部沖擊,主要是一些具體的短期的宏觀政策問題。我們的結論是:以全要素生產率增進為核心,以制度改革和人力資本提升為支點,是中國未來增長路徑的唯一選擇。謝謝。

  主持人: 謝謝袁富華代表我們課題組進行的研究綜述,很多都是袁富華教授的思考,也是代表著我們課題組未來一系列研究報告的起點。這塊主要強化了新的要素供給和新的研究分析框架。下面是最為隆重的一項活動,生活質量報告藍皮書的發布,社長親自來致辭。現在有請謝壽光社長致辭。

  謝壽光: 尊敬的主持人,非常榮幸今天能在這么一個高大上的國際會議上有一個發言的機會。發言的理由就是要在這兒發布中國城市生活質量藍皮書。作為藍皮書的出版方,我首先代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向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藍皮書的研創機構表示衷心的祝賀,向從事調查、數據整理、報告撰寫的所有作者表示衷心的祝賀,向關心支持這部藍皮書原創的有關各方表示衷心的感謝。

  皮書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打造的一個智庫的品牌,現在年度出版總規模已經超過330種,皮書本身就是研制經濟藍皮書,而經濟藍皮書就是在座的像劉樹成教授在座的這些人首創的,它是通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后期以后,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做一個市場化、系列化、科學化的運作,形成現在最重要的智庫產品。中央去年發文提出要建設中國新型智庫建設,皮書本身的研創也是新型智庫建設的一個重要抓手。

  圍繞中國城市生活質量藍皮書,我本身是做社會學的,充分體現出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因為長期以來做生活質量研究,而且我們也做了相關的研究報告,經濟學一旦介入,報告有它自身強大的優勢。通過電話調查,通過數據分析來引領,對城市生活質量進行排名,已經連續發布三部了,但是在皮書系列里面影響力不是很大,所以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大推介。

  今天發布的這部城市生活質量藍皮書是中英文同步發布的,這是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對于各個城市生活質量的排行,應當說提供了研究者,特別是經濟學家怎么看待各個城市生活質量非常重要的思路,也是可供參考的。相信這部報告發布以后,會不會對我們的房價,對城市居住的質量提升,對居民生活滿意度的提高,樹立起一種標桿,樹立起一種新的競爭性態勢,為我們經濟社會的轉型提供一些可供參考的樣板,我覺得都是一種思路。

  作為出版者,我們始終認為這只是一種觀察的視角,一種數據,一種評價,僅提供參考,不宜過分把它夸大,但是至少這種成果是有價值的。同時我們也很希望我們的研發團隊,這次做的是電話調查,在大數據時代,能不能通過其他的方法,包括和社會學研究者們進一步結合,甚至做城市個案的進一步分析,這個指數能不能有更加專業的、專題的指數,這有待于大家共同合作。作為出版者我們會和研發團隊密切合作,真正把這部城市生活質量指數報告打造成一個精品和品牌,成為指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給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給我們一種指導。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主持人: 感謝謝社長的鼓勵和鞭策,我們藍皮書也希望能夠結合很多社會學的知識,但是估計走得不是大數據,而是更希望進入小數據的研究,做實驗室對幸福的定義,生活滿意度的深層心理思考。同時也希望能夠進一步把我們的指標更凝練,類似于消費者信心指數,對中國的宏觀經濟有一定的意義。這都是需要我們努力的。下面隆重有請藍皮書的主編張連城教授做藍皮書的發布。

  張連城: 下面我代表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發布2015年中國35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今年報告的主題是:經濟承壓,生活質量滿意度穩中有升。

  這個報告是從2011年以后第五次發布35個城市生活質量的報告,第一次是30個城市,這個報告對35個城市生活質量的主觀滿意度調查,還有35個城市客觀生活質量指數的統計計算,第三項是專項調查。

  下面我向大家報告第一個內容,35個城市主觀滿意度指數的調查結果。主題是:主觀滿意度指數整體上升,但是區域差異明顯。對于主觀滿意度的調查,我們涉及的指數體系是,包括五個分指數,也就是生活水平、生活成本、人力資本、醫療保障、生活感受,這五個分指數,加權平均形成主觀滿意度總指數。這五個分指數通過向受訪者詢問八個問題,并對受訪者的回答給予答案附值給予的分值。本次調查仍然采用國際通用的電腦輔助電話調查方法,保證了城市間分布的合理性和廣泛性,還有我們調查的抽樣隨機性。

  今年3—4月間,200余名調查員工作了近2個月,共撥打了395537個電話,產生有效隨機樣本22939個,其中固定電話12669個,移動電話10270個。有效樣本比去年增加了38.2%,95%置信度下整體主觀滿意度指數的標準誤差從去年的0.15縮小到今年的0.139,可靠性進一步增強。39萬多個電話得到的有效樣本只有22900多個,第一反映了我們國家現在存在的人們之間的信任度缺失,第二反映了對眾多的垃圾電話監管不力,導致了調查難度上升。

  (圖),這個表是我們對35個城市主觀滿意度調查的總指數情況。從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總指數的排名情況來看,排名上升幅度較大的城市有:排名第5位的昆明市上升29位,排名第12的大連市上升14位,排名第18位的南寧市上升了14位,排名第7位的南京市上升了13位,排名第9位的哈爾濱市上升了13位,排名第4的海口市上升了12位,排名第16的武漢市上升了12位,排名20的鄭州市上升了10位,排名21的廣州市上升了10位。

  排名下降幅度較大的城市有:排名第6位的天津市下降24位,排名第19的青島市下降18位,銀川市排名第32位下降17位,排名第35%的蘭州市下降16位,排名第15的沈陽市下降了12位,排名第25位的西寧市下降了12位,排名28的北京市下降了11位,排名34的太原市下降了11位,排名17的重慶市下降了10位。

  杭州、廈門、寧波、長春四個城市已經連續四年排名前十名,貴陽、深圳兩個城市已經連續四年排名后十位,太原、蘭州四年當中有三年排在后十位,北京在四年當中有兩年排名第28位。

  主觀滿意度總指數,從全國35個城市的加權平均值來看是35.38%,仍然保持在滿意區間。但是,滿意度偏低,沒有進入到非常滿意,就是75分以上的區間。因此,依然出于基本滿意的范疇。從動態角度來看,從2012年到2015年,35個城市的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總指數是逐漸上升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并且生活質量客觀指數有所下降,但是主觀滿意度指數反而有所上升。我的感觸是35個城市的老百姓真好,這是在3—4月份調查的結果,那時候我發現股市還是蒸蒸向上的時候。

  從地區分布來看,35個城市的主觀滿意度排名前十位的城市當中東中西部的比例是6:3:1,排名后十位的城市當中東中西部城市的比例是3:1:6。從滿意度來看,東部城市要高于西部城市。這是總指數的情況,主觀滿意度總指數的分值和排名情況可以從下面的分指數得到說明。

  第一個分指數是35個城市的生活水平滿意度分指數,這個分指數又由收入現狀和收入預期的電話調查附值結果構成。在35個城市當中,海口、杭州、青島已經連續四年排名前十位,四年當中寧波、合肥、廈門、長春有三年名列前十位。蘭州已經連續四年排在后三名,四年當中三年排在后十名當中的城市有:鄭州、西安、沈陽、西寧四個城市。排名上升比較明顯的城市有昆明、哈爾濱、廣州、南京、合肥、銀川、寧波、西寧,上升的原因有所不同,哈爾濱、南京、銀川城市這些居民是因為對收入現狀滿意有較大幅度上升。寧波、昆明、合肥等城市的居民是因為對收入預期滿意度有較大幅度上升,廣州、西寧兩者都有。排名下降比較明顯的城市有天津、重慶、呼和浩特、貴陽、上海、成都、北京、沈陽,下降原因因城市而宜,沈陽是因為居民對收入現狀滿意度大幅下降。貴陽是因為居民對收入預期滿意度大幅下降,北京、上海、成都、重慶、呼和浩特、天津等城市兩者都有。

  從動態的角度來看,這四年當中生活水平滿意度指數近四年整體呈上升趨勢,從地區分布來看,生活水平滿意度指數排名前10位城市當中有6個東部城市,3個中部城市,1個西部城市。后十名城市當中,比例是3:1:6,顯然生活水平滿意度存在著明顯的地區差異。東部地區的生活水平依然高于西部地區。

  第二個分指數是關于城市生活成本主觀滿意度的分指數。和往年一樣,所有35個城市的居民都處在對生活成本的不滿意區間,沒有一個城市得分超過滿意和不滿意的臨界點50分,但不滿意的程度有所不同。在35個城市當中,長春、合肥、濟南連續四年排名前十位,就是說他們不滿意的程度比較低。對生活成本最不滿意的是北京市的居民,北京已經連續四年排在后三名,今年在35個城市中排在最后,連續排在后十名的城市還有深圳,四年當中三年排在后十名的城市有蘭州、銀川、貴陽、廣州四個城市。

  盡管35個城市居民連續四年對生活成本都不滿意,但滿意度指數四年整體呈上升趨勢,并且今年上升趨勢明顯。指數變動趨勢表明,居民生活成本在逐年下降,但依然沒有進入到人們滿意的區間內。生活成本滿意度指數上升的原因也得到了客觀現實的驗證,首先是CPI同比增長從2011年7月的6.5%下降到今年5月的1.2%,近幾年70個城市的房價整體走低,都使居民生活成本下降。從地區分布來看,生活成本滿意度指數排名前十位的城市當中東中西部城市比例6:3:1,生活成本滿意度指數排后十名的城市當中,東中西部城市比例為4:1:3,總體看東部城市在生活成本方面的滿意度還是要高于西部城市。

  第三個分指數是人力資本主觀滿意度分指數,是通過詢問受訪者本人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滿意程度,并通過答案附值得出的。35個城市當中四年連續排名前10位中的城市只有寧波市,四年中有三年排名在前十位的城市有杭州、西寧、上海三個城市。對受教育程度或者人力資本最不滿意的當屬深圳、太原、貴陽,深圳已經連續四年排名在后十位的行列當中。太原在四年中有三年排在最后,貴陽四年當中有三面排名在后四位的行列中。

  從變動趨勢看,人力資本或者受教育程度的滿意度指數總體比較穩定,今年略有上升,仍然出于滿意區間。從地區分布來看,前十城市當中,東中西部城市的比例是7:2:1,后十位城市當中,東中西部城市比例為2:3:5,這些表明我國教育資源的地區差異還是很大的。

  第四個分指數是社會保障滿意度分指數,它是通過詢問受訪者醫療和養老保障的滿意度,還有安全狀況,也就是社會治安的滿意度得出的結果。根據我們主觀滿意度指數體系,從城市來看,連續四年排名在前十位的城市有杭州、寧波、濟南、青島、廈門,四年當中有三年位列其中的有上海和西寧,沒有一個城市連續四年排名在后十位,鄭州在四年當中有三年排在后十位城市行列當中。從變動趨勢看,社會保障滿意度指數2013年和2014年有所降低,今年有較大幅度上升。社會保障滿意度上升的原因是因為醫療和養老保障,城市安全兩個細分指數今年都有所提高所致。分地區來看,東中西部城市滿意度城市數量是7:1:2,后十位城市當中東中西部比例是3:3:4,對社會保障的滿意程度仍然是東部比較高,西部比較低。

  最后一個分指數是生活感受滿意度分指數,是我們通過詢問生活節奏和生活便利這兩個細分指數得到的結果。從得到的調查結果來看,杭州、南京已經連續四年排在前十名,成都四年當中有三年排在前十名,深圳連續四年排在后十名的城市行列當中,四年當中北京、廣州、蘭州有三年排名在后十位城市行列中。從2014—2015年,居民生活感受指數不僅波動幅度比較大,而且涉及的城市比較多,這可能與各城市建設的速度差異有關。

  從動態角度來看,生活感受滿意度指數還是比較穩定的指數。在兩個細分指數當中,生活節奏滿意度35個城市四年來沒有一個城市對生活節奏滿意,得分都在50分以下,只是對生活便利的滿意度比較高,這兩者相抵就是生活感受滿意度指數處在了滿意區間。這是主觀滿意度指數。

  下面報告35個城市客觀指數的統計和計算,這不是通過主觀滿意度調查,而是通過對客觀數據的統計和計算得出的。主題是指數下降,經濟承壓,地區差異較大。(圖)這是我們對生活質量客觀指數,也叫客觀社會經濟指數設計的指標體系,參考了世界上一些主要國家的指標體系,是由五個分指數構成,這五個分指數和主觀滿意度指數是對接的,這五個分指數用八個一級指標,還有20個二級指標的統計和計算來說明,保證了數據來源的可靠性和權威性。

  在統計和計算客觀指數時所涉及到的人口數據都是采用各城市的常住人口數,而不是戶籍人口數,也不是市轄區人口數,這樣可以更準確的反映一個城市的客觀生活質量。城市生活質量客觀指數的計算方法是從官方文件當中選取35個城市的20個二級指標的客觀數據,這個數據實際上反映的是2014年的經濟狀況。然后運用歸一化平權方法計算出反映生活質量的8個一級指標,再將一級指標求平均得到5個客觀分指數。將5個客觀分指數求平權計算出每個城市的客觀總指數即每個城市的客觀經濟數據指數。最后按照功效系數法進行調整,使之能夠與主觀指數相對接。

  這個表就是我們今年對中國35個城市生活質量客觀總指數的統計計算結果,(圖)。從統計結果來看,今年低于50分的城市有南寧、西寧、鄭州、重慶四個城市,而去年只有鄭州一個城市,今年增加了三個城市,并且這四個城市已經連續四年排名在后十位城市的行列當中。排名在后十位城市行列當中的還有哈爾濱市,北京已經連續四年排名第一,連續四年排名在前十中的城市還有南京、西安、廣州、上海、西安、深圳,從排序變動來看,生活質量客觀指數當中,多數城市排序變動都不是很大。排序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廈門,從去年的排名第六位下降到今年的19位,下降了13位,下降原因主要是生活水平排序下降了9位。此外,生活成本指數排序下降了4位,生活感受指數排序也下降了5位。排名上升幅度較大的城市是排名第四的杭州和排名第23的南昌,都上升了9位。杭州市上升的原因是生活水平排序上升了9位,此外生活成本排序上升了5位,人力資本排序上升了7位,南昌上升的原因是生活水平指數排序上升了18位。

  從動態變化上來看,今年受經濟下行影響,城市生活質量客觀指數比前兩年有所下降,但主觀滿意度指數卻有所上升。客觀指數,也就是實際的生活質量在下降,但是主觀滿意度在上升,原因是非常復雜的,這可能與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比較樂觀有關,也許與生活成本下降有關,也許人們滿意度的提高來自于非經濟的因素,比如對本屆政府的執政理念和經濟戰略滿意,或者其他原因,當然也不排除短期內部分居民可能存在著貨幣幻覺。

  從地區分布來看,在排名前十位的城市當中東中西部城市的比例是6:2:2,在排名后十位的城市當中東中西部的比例是3:3:4,總體來看東部生活質量客觀上要比西部高。生活質量客觀指數可以用五個分指數來說明,首先可以用城市生活水平客觀分指數來說明。首先是地區生活水平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印證了上午許憲春局長的報告,實際上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寧波五個城市已經連續四年排在前十位的城市行列當中,并且分值都在60—80分之間,太原、昆明、西寧已經連續四年排在后十位城市當中,且分值都在40—60之間。客觀生活存在在地區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從動態的角度來看,與去年相比,生活水平客觀指數下降了8.23分,大約下降了12.1%。分城市看,在35個城市中,分值上升的城市只有杭州,上升了3.82分,分值不變的城市有北京和太原,其他城市分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從描述生活水平的六個二級指標看,除了消費率、人均可支配收入略有增長外,人均消費、人均財富、人均財富增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都有較大幅度下降,這是導致生活水平客觀指數下降的直接原因,我想最根本的原因還可能是近兩年經濟持續下降所造成的。

  第二個客觀分指數是城市生活成本客觀分指數。我們首先看到的也是城市間生活成本的巨大差異,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是昆明,成本最高的城市是深圳,實際上低于50分的有十個城市,北上廣深四個特大城市都在其中。在排名前十位的城市當中,昆明、長沙、西安、呼和浩特、石家莊、南昌、西寧、七個城市已連續四年名列其中,在后十位的城市當中,深圳、北京、上海、海口、太原、寧波、杭州都已經連續四年名列其中。廣州連續三年名列其中。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是特大城市的通病。

  從動態變化來看,生活成本總體上比2012年和2013年有所上升,比去年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這與生活成本的主觀滿意度提高是一致的。

  第三個分指數是人力資本客觀分指數。描述人力資本客觀分指數的二級指標是教育提供指、教育文化、娛樂支出比,這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指標,城市間排序變化不是很大,但城市間存在巨大差異。分值最高的是南京市,分值最低的是西寧市,并且西寧市已經連續四年排名在第35位。在排名前十位的城市當中南京、貴陽、廣州、西安、北京、太原、上海七個城市已經連續四年位列其中,武漢連續三年在前十。在排名后十位的城市中,西寧、廈門、重慶、鄭州、青島、成都六個城市連續四年位列其中,海口、烏魯木齊連續三年位列其中。從動態變化來看,人力資本客觀指數極其穩定,這與這個指數的性質是相一致的。

  第四個是城市社會保障客觀分指數。這個分指數是通過統計和計算社會保障覆蓋率、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和失業保險覆蓋率得出的結果。這也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指標,城市間排序變化不大,但城市間存在巨大差異。排在前十名的城市當中深圳已連續四年排名第一,北京連續四年排名第二,另外杭州、廈門、寧波、廣州、上海等城市也連續四年位列其中。排名后十位的城市當中西寧已連續四年排名第35位,哈爾濱、海口、昆明、石家莊、鄭州、福州等城市也已連續四年位列其中。

  從動態變化來看,與去年相比,社會保障客觀指數有所下降。下降的原因是從二級指標來看,社會保險覆蓋率、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略有上升,但是失業保險覆蓋率的下降較快,導致三者加權平均者與去年相比下降,失業保險覆蓋率下降,可能與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有關。

  生活感受客觀分指數,描述這個分指數的二級指標包括生活便利指數,生態環境指數,收入差距指數,這是三個一級指標。這個分指數也是相對穩定的指標,城市間排序變化不大,但城市間也存在巨大差異,排在前十名的城市當中北京和深圳已連續四年分列第一和第二,廣州連續三年名列第三,沈陽、南京、杭州、昆明等城市已連續四年位列其中。在后十名的城市當中,鄭州、重慶、濟南、長沙、南寧、成都、貴陽七個城市已經連續四年排在后十位當中,其中鄭州已經連續三年墊底。

  從動態變化來看,與去年相比,生活感受客觀指數穩中有升,需要說明的是,在一級指標生活便利指數當中包括交通提供能力,醫療提供能力,萬人影劇院等三個二級指標,在一級指標生態環境植樹種,包括空氣質量和人均綠地面積兩個二級指標,一級指標收入差距感受是用基尼系數這一個二級指標來描述的。

  下面匯報最后一個內容,專項調查。今年繼往年對房價預期和影響生活質量最大因素的調查之外,又新增了一個互聯網對生活質量影響的調查,下面是我們的調查結果。

  對于房價預期的專項調查,我們提出的問題是您認為您所居住城市的房價今后1—2年是漲還是跌,回答大漲100分,漲75分,一般50分,跌25分,大跌是0分。所以指數越高,說明這個城市居民房價上漲預期的幅度越大或者下降預期趨強。越低說明這個城市居民對房價上漲預期的幅度越小,或者下降預期趨強。房價預期上漲或下降的臨界點的分值是50分。

  調查的結果是:從專項調查表來看,所有被調查城市的分值都沒有超過50分,這意味著沒有一個城市的居民對未來一兩年的房價看漲,而是普遍看跌。35個城市雖然都預期房價會下跌,但排名前十位的城市看跌的幅度相對較小,排名后十位的城市預期未來房價下跌的幅度相對較大,包括了深圳、北京、廣州三個城市,對房價預期下跌的幅度比較大。這是在3—4月份之間完成的調查結果。

  從動態角度來看,前三年的調查,35個城市都預期房價上漲,唯獨今年大家預期房價會下跌。在經濟學理論當中,我們知道通常把通脹預期看作是影響實際通脹的重要因素,只要存在通脹預期,未來就一定導致實際物價上升,當然房價也不例外。但是在中國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房地產政策也是影響房地產價格的重要因素,由于人們無法對政策作出正確的預期,因此也就無法對房價走勢作出正確的預期,這就是說,政策沖擊可能會導致人們的預期出現系統性偏差,從而導致房價預期與實際房價出現偏離。

  第二項專項調查是關于影響生活質量最大因素的專項調查,問題是您認為以下哪項對您的生活質量影響最大。我們給了四個備選答案,第一是食品安全,第二是空氣質量,第三是物價,第四是交通狀況。從調查結果來看,有17個城市都把空氣質量排在第一,尤其是前面幾個城市,受訪者里面有40%以上的都認為空氣質量是影響我生活質量的最大因素。不僅這17個城市,后面還有10幾個城市也是這樣認為的。換句話說,除了海口、昆明、寧波這三個城市認為食品安全是影響生活質量的最大因素外,其余32個城市的居民都認為空氣質量是影響生活質量的最大因素,這與去年的調查結果不同,去年只有17個城市認為空氣質量影響最大,18個城市認為食品安全對他們的生活質量影響最大,今年這個數字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35個城市對影響生活質量因素的調查雖然有一致性,但如果從不同的學歷,不同的性別,不同的工作狀態,還有就業狀況等等來分析,還是有所不同。無論性別、受教育程度、工作狀態,大家最關注的都是空氣質量,空氣質量這行占比最高。但是從性別來看,相比較而言,男性對物價和交通狀況的關注度高于女性,而女性對食品安全和空氣質量的關注度高于男性,從文化程度來看,相比較而言,學歷高的人群似乎更關注空氣質量,學歷低的人群更關注食品安全和物價。學歷高低對交通狀況的關注沒有明顯差異。

  再從不同年齡段對四項因素的關注度來看,首先縱向來看,不是所有年齡段的人都把空氣質量放在首位,60歲以上的人最關注的是食品安全,這與我們前面得出的總體結論不一致。其他年齡段與總體結論是相同的。橫向看,從食品安全方面來看,年齡越高對食品安全的關注程度越高,60歲以上的人群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度最高,年輕人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度最低,這也是年輕人可能經常受騙的一個原因。在空氣質量方面,20—40歲人群對空氣質量關注程度最高,其中31—40歲的人群對空氣質量的關注度最高,41—60歲的人群次之,60歲以上的人群對空氣質量的關注相對較低。物價方面,年齡段越低對物價的關注度越高,其中20—30歲的人在各年齡段中對物價的關注最高,這可能和他們的收入水平偏低、住房壓力有關。交通狀況方面,20—30歲人群對交通狀況的關注程度較高,也是最高,51—60歲年齡段的人群對交通狀況的關注度最低。

  最后一項專項調查是關于互聯網對生活質量影響的調查。我們的問題是:您覺得互聯網對您生活哪方面的影響最大,備選答案是:買東西或者購物,溝通聯系,金融理財,服務便利。從調查結果來看,溝通聯系是排在第一位。前面的城市也是對溝通聯系比較在意。(圖)。總體來看,除了武漢、南昌、大連、蘭州、太原、南寧六個城市的居民認為購物對生活質量影響最大,青島市居民認為購物和溝通聯系對生活具有同等質量的影響外,其余28個城市的居民都認為互聯網在溝通聯系方面對生活影響最大,這反映出即使在生活層面,互聯網對生活的影響還停留在較低層次,也就是說互聯網的發展還有巨大的空間。

  分性別看,不同性別對互聯網使用情況有所不同,從男性來看,他們對金融理財和服務便利的使用情況要更多一些,而女性對購物的使用可能要更多一些。不同年齡階段可以看到,20—30歲對買東西、溝通聯系比較看重,41—50歲對金融理財比較看重,60歲以上對服務便利比較看重。受教育程度和就業狀況的情況大家可以看藍皮書。

  最后的結論:第一,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承受著巨大下行壓力,并且在城市生活質量的客觀指數中有所反映,但是35個城市生活質量主觀滿意度依然穩中有升,說明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的系列政策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并且為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但是也應該看到,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不斷加快的生活節奏、令人憂心的空氣質量,普遍擔心的食品安全,地區和城市間存在的較大生活質量差距,城市規模過大帶來的負面影響,是當前面臨的不容忽視的挑戰。因此,怎樣在穩增長、調結構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進一步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和經濟增長質量,是當前和未來面臨的一個重要話題。謝謝大家。

  下午

  分論壇二:經濟增長與“十三五”展望

  主持人:下面有請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演講。

  張燕生:首先強是非常感謝,感謝本次論壇的邀請,感謝有這么多的朋友們,我想我們把最近關于“一帶一路”的研究在這里向大家做一個介紹。第一個問題我想談一下環境,也就是說中國搞“一帶一路”,我們的國際國內環境,究竟有哪些變化。

  第一個變化講一下外部環境,也就是三中全會的一句話,叫做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這就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全球化發生了哪些變化。還有一句話就要適應這個新形勢,就要構建開放型經濟的新體制。那么開放經濟的新體制,又應該是怎么樣去構建,我覺得這是我需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那么全球化的新形勢,首先,什么是全球化?我是把經濟全球化總結概括為三個驅動,就是全球化是開放驅動,市場化驅動,是創新驅動。中國人怎么樣看全球化呢?也是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全球化是中國發展的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為什么講是機遇期?因為世界史,經濟史告訴我們凡是經濟全球化時期,都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凡是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是一個快車道,誰搭上這個快車道誰就快速的崛起。這是第一句話。

  我們說歷史上的全球化,比如說第一次是1870-1913,誰搭上了呢?美國和德國。還有一句話就是說經濟全球化在世界經濟史上都是貨幣危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高頻率的發生的時期。我們說經濟全球化有哪些新形勢呢,我在片子上列了,說TPP,TTIP,BAT,ITA等等,總的來講就是一句話,危機后美國推動了全球新一輪經濟發展的規則的變局,這個變局對我們的環境有什么樣的影響呢?我這里寫了三個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個是變局以后全球化很可能四分五裂。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TPP,TTIP,實際上把世界分成了一個一個的區域,就是參與則能享受開放,不參與則可能會被邊緣化。因此朋友們就講說中國從全球化得到最大的紅利,全球化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中國還能獲利嗎?

  第二個就是區域化的發展很可能帶來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的陷阱。我們知道陷阱是什么呢?標準越高,能夠實現的就越少,所以實現的者越少,就意味著高標準將把相當一部分的經濟體排斥在外。所以高標準的FTA的陷阱就是發展中國家很希望容易被邊緣化。

  中國現在提出來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的網絡。中國的高標準和當前美國推動的高標準有什么樣的不同呢?我們看看最近簽訂的中韓自貿區協定,我們看看中國和澳大利亞的自貿區的協定,我我們可以看到TTP和中韓、中澳自貿區有什么不同,比如說中韓自貿區貨物貿易90%以上達到零關稅,過渡期是20年。中韓自貿協定是用20年來示意高標準,但是我們知道TPP是會過期的。另外我們看看中韓和中澳自貿區協定,韓國說中國汽車市場的開放對韓國是一個大沖擊,因為他希望不列入開放的議題,因為從中國出口的,在中國生產的奔馳、寶馬[微博]、奧迪一旦開放了就會對韓國形成重要影響,中國說,好,這是你的核心利益,敏感領域,那這個問題就不列入開放。

  包括像中國和澳大利亞的自由貿易協定也可以看到在服務業開放方面,澳大利亞是采取了負面清單管理的,中國是采取正面清單管理的。因此可以看到我們的區域化和TPP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也就是TPP,TTIP有很強的排他性,而中國有很強的包容性。

  中國怎么辦?怎么適應變革,一個方面克強總理強我們對TTP持開放態度,另外一個方面我們看到中國實際上推動了“一帶一路”,推動了亞太自貿區,推動了中國自由貿易區。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把新一輪全球貿易規則變局看作是倒逼改革的壓力。而且中國提出來的亞太自由貿易協定的建議是包括TTP,包括RCEP,也就是說中國提出來的建議是一個合作,而不是對抗的建議。這是一個方面,我們的環境發生大的變化,為什么“一帶一路”。

  另外一個方面我們看到國內的經濟正在發生一個大變化,去年中國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超過美國,斯蒂格里斯講2015年是世界中國世紀的元年,我們說可能會面對三種有可能的選擇,一個是成功實現彎道超車,另外一個是可能出現彎道減速,還有可能出現彎道翻車,像日本那樣,20年的停滯,要想實現彎道超車我們就要全面改革。這個地方我們想至少要發生三個變化,從過去35年靠汗水驅動的增長,轉變到未來35年,靠智慧驅動的增長。另外是轉變成包容性的增長,基尼系數下降,居民城鄉老百姓的收入差距要持續下降。

  第三個是新常態從高碳發展轉向低碳和綠色的發展,也就是說過去35年我們的發展模式很難支撐新35年的發展,這個方面角度來講我們有一個很強的意識我們回到了1979年,回到了一個新的起點上,回到一個過去。

  這有一個變化呢?我們會發現過去35年我們熟悉的東西恐怕都要消失,未來35年,我們不熟悉的東西可能都會出現。因此再年輕的朋友們,如果說不能適應變化,你就OUT了。年紀再大的人,像我這樣的人,我們要想適應新變化,我們可能還能夠繼續下去。是吧?這樣的話我們會發現從外經貿的角度來講,第一個變化就是出口導向和招商引資驅動的外向型模式OUT了。新35年我們要專項開放型,什么是開放型?我們將更加重視進口,我們將更加重視走出去,我們的匯率,我們利率,我們的價格,我們的貨幣和我們的各種各樣的價格信號將更加專項中性。

  第二個我們會發現我們過去的熟悉的,從1993年以來的雙順差的格局正在走向基本平衡。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加工貿易順差在大幅度的改變。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我們的順差主要是加工貿易,加工貿易主要是工序分工,工序分工我們前35年是潛入到跨國分工的分工體系。現在我們說加工貿易的出口已經從55下降到了34,外商投資企業為主,工序分工為主,嵌入式為主的出口結構正在退出。而以我們國內企業為主的一般貿易,到現在靠競爭力為主的一般貿易,我們仍然是逆差。也就是說我們靠我們的國際競爭力我們還沒有辦法贏得順差。

  那么這樣以來的話我們會發現,我們發現我們加工貿易的順差在下降,我們一般貿易的逆差在上升,服務貿易的逆差在上升,我們服務和金融資本貿易的逆差在上升,我們突然發現我們國際收支的狀況從我們非常熟悉的雙順差轉向平衡,甚至是可能出現逆差。去年第四季度資本和金融項目的逆差將近一千億美金。這是新常態還是舊常態呢?那絕對是新常態。

  我們整個亞洲,東亞,在2015年都成為資本進輸出的地區,中國是一個趨勢變化的主導。那么還有一個是我們會發現我們開始了過去35年的GDP主導轉向了新35年的GNP主導,我們的原產地開始多樣化,我的手機是華為的,我沒有用過蘋果,我也沒有用過三星[微博]。華為的手機開始從中國制造的華為開始變成非洲制造的華為,東亞制造的華為和南亞制造的華為,中國的出口開始變成了全世界的出口,是吧?是原產地的多元化,資本輸出帶動了我們商品輸出的多元化,境外人民幣需求結構的多元化,將會使中國真正的開始一個GDP持續擴大的階段。境外的要素收益將越來越多的成為我們下一步財富的來源,福利的來源。

  所以說我就講了三句很絕對的話,所謂絕對的話就是,要想經得起困難,第一代工的黃金時代結束了,過去35年的代工,甚至說絕對一定,包括服務代工、制造代工和研發的代工,它的黃金時期統統過去了,我們很難想象中國要想成為制造強國通過一個工序,一個技術來帶動成為全球的強國是不可能的,所以習主席講下一步要自尊、自信、自立。我們突然發現過去給我們帶來的代工要退出了,我們說戰略上和整體上,局部一定會存在,我們說這個經濟上一定會存在代工,但是戰略上退出了。

  第三個方面我們低端參與競爭的國際黃金時代退出了,我跟企業家講過去35年能用便宜的材料不用貴的,能用便宜的人才我們不用貴的,能用便宜的零部件,我們不用貴的,這個時代結束了。我們邁向中高端的就是能用貴的,我一定不用便宜的,能做好的我一定不做低品質的,否則的話不可能有未來。

  第三句簡單的話來講我們叫做簡單模仿、仿制和抄襲的黃金時代過去的,也就是說我們經濟學家講,尤其是我們在座的經濟學家都在講的,過去35年誰創新誰死,新常態這句話變了,叫做誰不創新誰死。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我們會發現一個是加工貿易已經從55降到34,另外一個方面我們說現在這么困難的情況下,我們說哪一種產品的增長更強勁呢?是勞動密集型還是說機電,還是高新,是傳統密集型的產品的出口更強勁,為什么?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勞動密集型的產品,我們說受打擊最早,調整最早,現在見效最早。

  我們就問自己機電會不會成為第二撥呢,高新是不是成為第三撥呢?中國出口產品的結構實際上正在發生了變化,另外一個方面,貿易作為我們發展的引擎,這個時代是不是結束了。對吧?今年的GDP能夠達到7%,外貿呢?能不能達到6%,很困難。一個去全球化時代在世界史上都是貿易去引擎化的時代。

  那么我們怎么樣來適應這個變局呢?另外一個方面我們發現中國的老百姓正在從過去的35年的價格的追求者開始變成了價值的追求者。老百姓過去像我們這一代人是買便宜的,現在我們在座的80后,90后,00后,是要買好的,是吧?那么要買好的這種消費者,2020年要增加多少呢?可能是要增加3-4億人。2020年前我們增加要買好東西的價值追求者的消費者增加的人數比美國的國民人數都要多,我們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的企業現在做好準備生產好東西了嗎?有更好的人才,更好的管理,更好的技術,更好的原材料,我們企業沒有做好這個準備,現在出現一個現象,中國人在買世界。包括到日本買電飯煲,買馬桶蓋,其實這是中國人的消費升級帶來的變化,這種變化會出現需求結構變化誘導我們創新,誘導我們的供給,誘導我們的新35年和舊35年所產生的質的變化。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發現新常態給我們帶來新的變化。

  那么“一帶一路”首先講為什么要搞“一帶一路”,是吧?這個地方講了鄧小平30多年前講的三句話,第一句話是中國的開放是三個方面,過去35年中國的開放重點是對西方發達國家,未來35年呢?那么我們可能會重點轉向發展中國家。是吧?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開始了,第二次上山下鄉開始了,在座的80后,90后,00后,想上山下鄉嗎?到亞非拉去,對嗎?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說是巨大的挑戰。

  第二個是鄧小平過去30多年前講的兩個大局的思路,現在過去35年重點是東部沿海,未來35年有可能是中西部,是吧?那么我們的西部地區,像云南是作為絲綢之路南翼的橋頭堡,寧夏是作為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對阿拉伯地區的一個平臺。然后我們說廣西是對東南亞的門戶,新疆是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這些地方都是中國比較落后的地區。是吧?

  當他們進入到開放的前沿的時候,他們沒有足夠的走出去的實力,能力建設、體制高低、離岸體系的建設成為中國西部,新一輪開放的最重要的,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們講一帶一路,西部開發一定是舉全國之力。

  第三個是鄧小平30多年前就講說開放是由兩個內容,對外叫做開放,對內叫做改革。因此我們講開放的時候,我們講的是高水平開放的本質,是要推動高標準的改革和高質量的發展,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開放的本質實際上是改革和發展所發生的性質上的改變。是吧?所以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我們的“一帶一路”在30多年前鄧小平講的三句話中可以看到。

  因此我們會設計我們的“一帶一路”,首先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是“一帶一路”的理念是什么?我們把它總結為三個主題詞,第一個主題詞是發展,對吧?它要為發展中發展、創造一個好的環境,創造一個好的格局,和創造一個好的秩序。

  第二個主題詞是包容,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不同的階段,大家要包容、合而不同。

  第三個主題詞是共享,也就是說發展,我們要共享他的機會和成果。

  因此中國提出了我們“一帶一路”要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那么這個地方我講的第一個問題是怎么樣才能做到政策溝通呢?政策溝通首先涉及到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歐洲、日本這些大國之間的政策溝通。我們說亞投行,實際上是“一帶一路”,表面上看是資金融通的一個組織,實際上是一個政策溝通的場所。也就是說怎么樣能夠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真正的能夠開綠燈。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到,也就是說包括設施的聯通,我這里講了你要搞交通的基礎設施,能源的基礎設施,通訊的基礎設施,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同當地的媒體、社區、非政府組織、青年人打交道。我們中國人講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吧?也就是說你要想在“一帶一路”65個國家,44億人口,21萬億美金的GDP,你要想站得住腳,憑什么,難道僅僅是送錢就夠了嗎?不夠的,要得民心,你不進村,不上山下鄉,如何贏得民心,是吧?這個角度來講的話我們可以看到“一帶一路”對中國新35年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就是你能不能在亞非拉站得住腳,包括你的經濟,包括你的文化,也包括了你的軟實力。

  如果亞非拉占不住腳你就不可能有后來的美日歐正面市場上的競爭,也不可能贏得未來的遼海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是不可能的。所以這一點的話我覺得新35年對中國的考驗實際上是非常嚴峻的。

  因此自貿區,中國就講了三句話,一句叫做立足周邊,一句叫做輻射“一帶一路”,一句叫做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的網絡。也就是說中國開始在全球建立起一個更加開放的區域化的安排。是吧?

  我最后一句話是我自己的預測,2025年未來的十年,中美、中歐、中日、中俄、中印都可能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澳大利亞和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第一個條款是什么,簽訂以后90%的貨物貿易零關稅,過渡期結束以后,澳大利亞承諾對中國百分之百的貨物貿易零關稅。是吧?

  如果說百分之百的貨物貿易零關稅像我們北京到天津,是吧?而且澳大利亞承諾對中國的服務貿易的準入實行負面清單,就是說明確列出哪些是安全,哪些是敏感,哪些是戰略,除此以外對中國是法無禁止皆可為,空前開放。這個角度如果說中國和美國,中國和歐洲,中國和俄羅斯,中國和日本,中國和印度都能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我們可以看到你的“一帶一路”走起來會變得更加的通暢,我們過去三年和美國的學者研究了六輪關于中美BIT,BITT等,我們后來委托彼得森國際研究所做研究,美國也委托了一家研究所做研究。后來他們的前所長去我們這里匯報的時候,初步研究結果表明,如果中美搞自由貿易協定合作給美國帶來的國民收入的凈增加和給中國帶來的國民收入的凈增加一樣多,我說太好了,你告訴我們雙方,雙方合作得到一樣多的利益,對抗我們雙方得到一樣多的損失。

  后來最后的發表的報告修正,報告上說中國人會從中美合作中獲得更多的好處,我們都知道,如果調一調結構就會發生變化。第三個是中國的“一帶一路”是促進產能合作,也就是說我們確實覺得現在中國的產能利用率是比較偏低的,我們看看2013年我們的電解鋁是73.5%,我們的造船是65.7%,我們的水泥是75.7%,也就是說我們說75%以下是嚴重的過剩,我們相當一部分的產品都是嚴重的過剩。是吧?那么我們看看美國的產能利用率,一再看看歐洲的產能利用率可以發現美國在2000-2012年美國是最低是67.2%,歐洲是69.5%,我們會發現美國的產能利用率最低值比我們中國的今天的產能利用率還要嚴重。是吧?歐美的市場經濟國家怎么樣解決呢?用危機來解決。中國呢?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朋友說,我們現在越來越接近一場危機,接近一場過去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危機,怎么辦?

  因此我們會發現中國開始把自己的十二個行業的產能像鋼鐵、有色、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紡、汽車、通訊、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船舶、海洋工程,十二個行業的產能開始“一帶一路”進行全球配制。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看到十五的時候,中國鼓勵走出去在境外搞加工貿易,在國外拿能源資源,十一五推動我們推動原產地的多元化,到國外搞基礎設施,第二五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推動國際營銷網絡平臺的建設和重視當地的民生和社會責任。我們說十三五用資本輸出的方式帶動中國的全球貿易,全球的投資,全球的生產的布局將是一個新變化。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也就是說中國的擴大內需和對外投資將給世界其他國家帶來的新增就業將達到七百萬的新增就業崗位,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為什么我們說亞投行會有57個國家積極的加入。另外一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新35年我們可以看到開始搞中國制造2025。第一步用十年,也就是2025中國的要進入世界制造強國的行列。再用十年,2035進入制造強國的中等水平,然后再用后續的時間到2049,中國要進入制造的前沿。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新35年,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的那個時代,我們建立起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是吧?但是毛澤東時代我們始終解決不了的問題是怎么樣能夠解決我們的效率,社會主義有效率,怎么樣才能夠達到,最后這個問題在毛澤東時代沒有解決,鄧小平時代解決了,就是搞了市場經濟,是吧?因此中國經濟經過了35年以后有了今天。

  我們說新35年,也就是說要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重新的要建立起一個制造強國所需要的這種獨立的制造體系。是吧?那么他會有什么樣的變化呢?我說我是當過產業工人的,我當過一級工,二級工,三級工,我的師傅是八級工,我當工人的時候是改革開放前,我們企業里面有高品質的職業中專和大學,改革開放以后都沒有了,只有農民工。為什么這樣呢?因為我們用工序分工嵌入到跨國公司的制造體系,我們是有低成本的。但是現在我們會發現,在中國,現在又開始迫切的需要技工,是吧?因為我們在很多的地方調研的時候,你會發現他需要職業教育的中專,職業教育的大專,職業教育的本科,職業教育的碩士和博士,什么概念?中國要走向制造的強國,我們突然發現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物資資本和這種會發現是新35年的新常態,這是過去35年所沒有的。

  最后結束,我有三句話,第一句話是下一步中國要走向新常態必須是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的這一堅實基礎,沒有實體就沒有未來。第二句話是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支點,要成為大國,如果不能夠轉變就沒有未來。第三個是要牢牢把握“一帶一路”所蘊含的巨大商機,中國開始從中國視野轉向全球視野,我就說這么多,謝謝大家。

  主持人:有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圣明演講。

  

  楊圣明:各位同志,各位領導,各位朋友。美國是研究宏觀經濟的,今天大家講的都很好,上午聽了很多的發言,剛才張燕生教授講得也很好,他從全球的視野。我現在講的是沒有那么大,萬萬沒有那么大,還是比較適合現在提出的問題。就是說我的題目實際上是十個字,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

  這個新常態這個詞提出不久,提出很短的時間,這次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在河南考察的時候首先提出來的。在這一年的七月,總書記在座談的時候又提出了一個新常態。后來就是說他提出這兩個以后,人民日報八月四日起連續四天在頭版發表了有關新常態的特別報道和平面報道。出來以后從8月4號,5號,新常態這件事提到了我們可以說理論界,政治界的前沿來考慮這個問題,這種情況下習近平還要強調,他認為認識還是不夠,他在同年十二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九個方面,像上次提到的九個方面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做了全面、深入的學習和介紹。他強調要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這是總書記說的十個字。

  對于總書記的指示我們一定要認真學習,深刻的理解新常態,我們說這個新常態不是說一下就算完了,不是一名詞大家知道知道就行了,不是這樣。一定要學深學透,在思想上要把它樹立為指導思想,作為主旋律,這個要很長的時間。這是我講的一個意思,新常態的來龍去脈吧。

  第二個是新常態主要解決什么問題,我認為他主要的是指我國經濟領域的問題,經濟領域的什么問題呢?就是新與舊,這個常與舊,既然是常嘛,就是有過去了,新常態我理解就是說新舊的關系。這個發展過程中新和舊,沒有新的產生,舊的不會下去。沒有舊的,新的也不會出來,這兩個是互相依靠的。

  對于這個認識來看看我們三十年的經濟,可以說我們三十年經濟發展取得了及其偉大的成功,我們經濟的速度很高,可以說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各個方面的成就是很大的,在這里不去說了。

  但是他也有很多的經驗和教訓,而這些經驗和教訓是值得我們未來三十年,未來三十年有什么樣的成就?我們應該發展更好,應該取得更大的成績。所以說這個新常態這件事情要解決過去的三十年和未來三十年,我是這樣的理解的。

  在這個過去的三十年方面,我主要強調的是說這個不足,我們過去的30年的不足是什么不足?可以說是速度相當高,但是我們的結構、質量、效果這三個東西比較差。關鍵的話說是我們的經濟還要靠財力、物力、人力資源的大量的投入。來支撐這樣一個高速度,但是這樣能不能下去呢?不行,人力、物力、財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如何支持今后三十年的發展呢?就一條,必須有新的思路,有新的主張,新的政策。什么是新主張和新政策,一會兒再說。

  我認為實際上就是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在經濟方面,提出什么樣的新思路,從研究經濟,我們要從經濟方面提出來的新思路,新的主張,對國家的建議有什么樣的政策,是這點。我認為這是主要的。新形勢下總書記提出了新常態的歷史背景。所以我們一定要相應總書記的號召,適應新常態的要求,要求干什么?在高度重視科技和教育,在整個社會以及各行各業大力提倡創新發明,只有這個創新發展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如果說真正的實現了轉型升級,我們的經濟由粗放型轉為集約型,外延轉為內涵,我們必須轉型創新。蘇聯很早就提出了這個口號,但是至今都沒有轉出去,蘇聯垮臺的時候,1990年左右,那個時候他仍然說這個。過去我們經濟所的所長孫亦航同志,那個時候在世的時候我也參加過他的討論,那個時候我讀研究生的時候他是我的所長,那是很早了。

  在這個蘇聯的教訓也給我們啟示,不進行轉型,最后不可能使你的經濟協調,你看現在的俄羅斯的經濟還是一套,實際上他還是沒有理順這個關系,隨便談了造什么槍炮、火箭、導彈,但是他的經濟還是很差。這是我講的,我們要用這個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來看這個新常態這件事。

  那么我們今后怎么辦呢?我想我們還是依靠十三億勞動人民,一切精神財富都是財富,是勞動人民創造的,那么我們有13億勞動人民,這是全世界最大的財富,最大的創新,不管哪一個國家沒有十三億,把西方所有的發達國家加起來也沒有。是不是?所以我們這個要珍惜。只有依靠十三億富有創新精神、創新能力的十三億勞動者,才能夠創造出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這個物質財富現在來說,現在說的物質財富是怎么樣的呢?就是GDP。是吧?今年創造多少GDP,那就是說這個有數量的,有計算的,統計局可以統計出來的,是不是?這個巨大的物質財富,我們要使它的增長速度高一些。要保持穩定。不能太低,今天說了,速度是七還是六點多,還是五,這件事經濟學家還是有爭論的。要是七左右還是比較多。但是也有一些不是那么樂觀的,變成五或者是四。但是即使這樣,這個速度我們也是比西方發達國家高,比歐美的速度還是高一些,那個速度是多少,才二點幾,歐洲才一二,美國最高達到三點幾,這個GDP的速度,我們遠遠的高于發達國家。所以用這樣一個速度,不會我們趕不上,我們又崛起,建國一百周年的時候一定能超過美國,這一點我們應該有信心。

  那么我要實現這樣的信心呢?就是說一個靠勞動者嗎?一個靠勞動者的人數要增加,一個靠勞動生產率要提高。勞動者光靠一個勞動力,自己生產,自己吃掉那就完了。必須你的勞動生產率高,一個人能養活十個人,一個人能養活二十個人,那么你的勞動生產率就高了,是吧?但是農民,過去在農村辛辛苦苦勞動,一家五口,我勞動一年,夠這五口人生活差不多,就夠了,那是一個勞動力養活五個人。現在的一個勞動者能養活,可以說是,那是很多倍了,比這個數要多很多倍了,不說具體數了。

  我說這個目的是什么?就是說一個勞動者要使他的生產成果養活更多人,實際上是什么,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我最后我覺得我們現在講的歸根到底,一切我們今后不是鋪大攤,不是搞這個勞動力的投入,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靠什么,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必須有教育和科學。勞動生產率現在念一段話,列寧的話。是非常重要的。列寧原話啊,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創造了在奴隸制度下所沒有的勞動生產,資本主義可以被最終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最終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夠創造出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這是很困難,很長期的事業。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自覺、自愿的聯合起來的工人所創造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列寧覺得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是共產主義,比資本主義更高,這才是共產主義,這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就到這,我想我們應該有這種精神,最后兩行字啊。在我國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唐朝的貞觀盛世,出現過清朝的康乾盛世,放眼未來,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周年之際,中國將實現四個現代化。國家面貌和人的生活要更加的美好,避免出現更加雄偉壯麗的,舉世無雙的新世紀,新常態。

  主持人:有請中國人民大學學術期刊社社長楊瑞龍演講。

  楊瑞龍:非常感謝大會的邀請,我也是連續多年參加這樣一個盛會,有機會和同行們進行交流。那么今天我主要是想談談就當前的經濟發展談一點看法,大家知道我當經濟院院長之前,2006年我們創建了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出了十次中國宏觀經濟報告,長期關注宏觀經濟的變化和走勢。

  所以我借助這個機會,借助這個問題發表一點看法。我想談兩個問題,那么第一個問題的話,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大家知道我們應對2010年年末開始出現的經濟下行,為這樣連續多年的下行給出一個新名詞,盡管我們官方有一種傾向說大家不要把新常態和經濟下限聯系在一起,但是我們無可回避,這是聯系在一起的。

  盡管如此,我們說這樣的下限我是可以接受的,為什么可以接受,他和單純的經濟崩盤不一樣的,這個下行的話首先是就業比較穩定,盡管經濟在下行,物價比較穩定,還有說盡管經濟下行,但是服務業發展還是算比較良好。所以說這樣的下行的話,可能給我們一個機會,什么機會?結構調整的機會。創新創業的機會等等。所以對這樣的下行我們要保持淡定,為什么?這不是一個周期性的經濟下行,是一個有潛在增長適度下滑所導致的經濟下行。說這樣的一種下行的話,不管你著急還是不著急,你想支持還是不想支持,總是存在的。

  所以你如果過渡的采取刺激經濟的話,可能無助于經濟上行,還會導致很多的問題,這是過去的一般看法。

  但是這樣的看法到去年下半年開始,伴隨著外需的低迷,投資大幅度下滑,出現的一個有一個趨勢性下滑,最后我們慢慢發現這里不僅有趨勢性下滑,而且還有周期性的作用。特別是伴隨著GDP指數全面為負,這樣一個指數表明什么,中國走出一個需要政府救市到一個比較嚴重的地步了。我們說有眾多的指標顯示當今經濟的下滑不僅是前期下滑造成的,而且還有周期性的下滑造成的。

  首先我們第一個特點是GDP增速在總體回落中出現了部分區域塌方式的下滑。特別是我們發現民意GDP下滑較大,而且近五年來首次低于實際GDP增速。2015年第一季度,民意GDP的增速是5.8%,第二個特點是部分地方出現了塌陷式的下滑,特別是東三省,還有前期表現比較好的中西部省份都出現了比較嚴重的下滑。另外是希望房地產投資的引領上總趨勢呈現了加速回落態勢,有消息就不足的問題,日益凸顯,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一到五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11.4%,物價回落四個百分點。另外是第三產業的引領下總供給持續疲軟,工業領域的蕭條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特別是規模以上的增速下滑得比較明顯。第二季度的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僅為6.2,較同期下滑了2.5個百分點。

  第四個是在總需求不足,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滑,以及內生性作用下,宏觀總體是大幅度上揚,工業領域的深層次問題向深度邁進,像PPI已經是三個月的負增長。另外是績效指標逐步惡化,出現了斷崖式的變化,特別是工業企業利潤大幅度的下滑,特別是新特點是國有企業的下滑更為顯著。

  而且工業企業的虧損也是在擴大,第二個的話,是財政征收回落比較明顯,不會出現斷崖式的變化,像東三省,還有部分地區縣級財政非常困難。第三個指標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隨著房地產的下滑也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下滑。另外居民收入短期內比較穩定,后市來看還是值得擔心的。

  第六個特點是國內宏觀經濟指數在持續回落,而且多數處于比較低迷的狀態,特別是克強指數出現了回落,像發電量,運輸貨運量都出現了明顯的回落。

  另外是表外業務清理,整體接待等社會融資規模和社會供應速度回落的趨緩,金融內生性現象比較明顯。實際上中小企業想貸沒有錢,還有一些企業可以有能力貸,但是他沒有意愿去貸款。所以說實際上進入了內生性是比較明顯的。

  第八個往年我們不太擔心的就業問題,現在來看也出現了新問題,特別是就業質量出現了

  第九個是進出口下滑比較明顯,特別是伴隨著內需不足以后我們進口下滑得比較明顯。而且不僅僅是宏觀經濟在這樣的宏觀經濟總體低迷的條件下的話,新常態和新階段還是表現得比較顯著的特征是中國的結構出現了比較大的分化,這個分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這個分化首先第一個比較大分化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分化。特別是在實體經濟低迷條件下,我們的股市在房地產的回落過程中出現了股市的泡沫。盡管現在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下滑,但是過去一段時間,我們是出現了一個背離實體經濟的上揚,所以很多人擔心說中國的股市,我們說擔心下半年,明年,但是沒有想到提前發生了,股市漲的問題,問題是股市不漲怎么辦?現在面臨著這個問題了,股市不漲了,跌了怎么辦?現在來看問題挺嚴重。

  第二個背離是什么,生產領域的收益于金融領域的收益的背離,導致生產性領域的蕭條與股市泡沫的并存,這個大家看得比較明顯,這是為什么實體經濟,我們今天的張教授剛才講到了中國經濟的核心是叫做實體經濟。但是如果說這兩個發生了背離的話,那么誰都明白,誰來投資這么低的回報率和合乎股市里面這么高的回報率,實體經濟肯定有困難的。

  第三個全國經濟在整體低迷中出現了距離的區域分化,我們有一些地方還是表現得比較不錯的,像東部的地區,經濟增長質量明顯提高。但是西部地區的話表現得比較低迷。

  第四個是分化是需求和政策等多重因素的驅動下,增長動力的轉換使行業出現了距離的分化,這個分化里面有一個比較好的現象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新業態都出現了比較強勁的增長態勢。像互聯網,但是我們傳統的產業出現了比較大的低迷,所以產業分化現象也比較嚴重。

  面對這樣的一種經濟下行,過去我們認為大家要淡定,為什么?這個是由于我們的人口紅利,我們的改革紅利,我們的工業化紅利,人口紅利等等衰減所造成的,所以我們要淡定。我們中國主要問題是增長質量有問題,結構有問題,所以我們希望騰出手來以時間換空間,通過結構調整來提升我們的質量。

  所以在經濟政策上我們可能有這種至少在理論導向上出現了所謂的的自然主義的傾向,認為這要保持改革和結構調整力度,中國經濟將會自然而然的像一個先進的潛在水平逼近,自然而然由高速增長回歸到中高速增長,但是問題在于如果說我們改革跟不上去,以時間換空間的結構調整可能由于種種原因可能會落空。

  那么一旦落空的話,增長速度可能會下降,根據我們前面我領導的課題組所做的研究,我們中國過去的增長模式下,產生了一個比較大的毛病,類似于像傳統計劃體制里面的所謂的短缺一樣。在我們中國過去三十年的增長過程中,我們出現了一種是什么?叫做增長速度依賴癥,我們叫做速度依賴癥。

  在這樣的體制結構和發展模式下,我們導致了一種高速增長,在高速增長的下面我們形成了這么一種,建立高速增長條件下的利益結構。所以一旦我們不是在短期里邊來改變這樣的一種體制結構和增長模式的時候,速度一旦下滑的話會嚴重沖擊這樣的一種利益結構。

  從而導致嚴重的就業問題,比如說就由于財政下滑導致了地方政務的功能問題等等一系列問題。包括相應的社會福利等都存在問題,所以把這個問題叫做速度依賴癥,不是我們偏好速度。如果在短時間里我們的體制模式和增長模式不能改變,從而不能化解由這樣的模式所產生的利益結構的話,一旦速度下滑的話,可能會導致比較嚴重的社會沖突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不能說,當然我也知道這個毛病從根上來治,但是現在沒有辦法,就是要體制恢復一下再說,中國就是這樣的狀況。如果這樣的條件下速度一再下滑的話可能會導致嚴重沖擊。特別是我們原來假定說在這樣的體制模式里仆役通過結構性的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前期做的研究,我發現什么呢?發現這個論斷在學理上可能是有問題的,如果我們從學理上回顧過去的增長理論的話,我們發現我們基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沒有辦法來解決后發國家的增長問題的時候。那么后來的結構性理論,特別是西曼的結構性理論告訴我們什么,可以采取結構性政策來通過對一些關鍵產業的注入資金,通過前項后項聯系,把整個經濟從平穩中走出來。因此我們發現理論上來說,結構性政策是解決增長問題的,并不是解決結構問題的。

  正因為這樣的結構性理論和政策,一個方面我們可以沖破惡性循環,但是另外一個方面是由于潛入的政府力量,我們導致對要素市場的干預和要素價格的干預,這種干預帶來了發展中國家的后發的限制。但是帶來了什么,對市場的干預,市場的干預恰恰導致結構問題。

  所以結構問題是由結構性政策造成的,換來了增長。所以我們現在都想用一個不再結構性條件下解決結構問題,但是后來發現往往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得到效果非常小。所以后來有的抱怨是什么?產能過剩誰造成的?什么產業在產能過剩,后來發現都是在發改委在管市場,如果發改委不管的話就不會產能過剩了,這是有政府的干預。不是說我要否定產業政策,產業政策要解決的問題,在目前的體制結構不變的情況下,我們想要單純從產業上做文章很困難的,最終會換來經濟的下行,會沖破體現,我們根本沒有用時間來換空間,給一個機會說給調整好了,調整好了再解決市場問題,不可能。

  因此的話,我們就發現了什么呢?我們發現在2008年到2012年,到2014年的話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定位就是在過渡能動主義和相對的無為主義之間出現了兩個階段的搖擺。這六年來中國的宏觀調控從過渡強調有效系數和危機管理向過渡強調潛在能力下降和結構性改革轉變,最后是什么?出現了現在相對比較被動的,不是說結構性調整不好,是很好的。

  問題是目前的體制背景里面我們可能騰不出這樣一個實踐來解決問題。因此的話我們認為什么?任何一次的經濟危機和危機調整,都是總量因素和結構性因素,趨勢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的疊加的產物。因此這決定了我們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管理,一個方面要用結構性政策環節潛在的產出水平的下降的空間,這個沒有問題,這個里面最重要的是改革,沒有改革,是很難解決這個問題的。

  所以說如果結構性政策沒有依托系統化的改革措施,這個結構性政策往往是要落空的,這個檔我認為是很重要的。點是這個是中長期的問題,往往是遠水解不了近渴,近渴是什么,一個方面我們要用需求管理的政策來對沖產出結果的擴大,更為重要的是采取能夠兼顧周期性問題和結構性問題的兼容性政策在當前尤為重要。

  所以我們不僅要認識到新常態依然是趨勢性力量,與周期性力量并駕的產物,同時也要意識到中長期的變化在本質上是短期行動和變化的產物。我們學西方經濟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薩伊定律,告訴我們供給可以創造需求這是沒有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反過來理解,如果說持續的需求不足,也有可能導致自動帶來中長期供給和潛在產出水平的下滑。我們把這樣一個薩伊定律的反過來叫做薩伊定律的逆反問題,這個告訴我們只要有消息不足,在一定時間內長期存在,一定會通過人類資本的加速折舊,物質資本形成速度的下降,內在結構性扭曲的加大使潛在增長速度出現跟隨性的回落,這是什么意思?就是說如果說有效,在短期內有效需求不足,這個不足可能隨著他的累積,通過人類資本折舊等等的供給資本的影響會導致一種潛在速度的下降。

  潛在增長速度并不是一個先存在的一個點,這個點永遠是這個樣子的,不是這樣的。在不同的實體上可能是不一樣的。不能高度關注,短期性力量的累計,對有效的需求不足,這個有效需求的不足隨著時間的退移,可能會牽引這個潛在的速度進一步下滑,這個我不知道有沒有表達清楚。不是一個既定的點,過去我總是覺得潛在的速度是什么?不管是什么,這樣弄也好,那樣弄也好,跳這個舞還是那個舞,總是在這個點存在的,所以別設了,讓他在這個點上,這個也避不下去了,這是部分的,有中期力量的話,短期的有效性不足可能使這個點下去的,這是薩伊定律的逆反命題的涵義,我們把薩伊定律的反面理解,我們學者愿意從學者上去理解。

  所以我們不能中長期看待因素的變化的沖擊,從而把潛在增長看到一個獨立遠期的事務,從而把宏觀經濟的調整簡單理解為像一個先進的增長目標,自然調整的過程。而忽視了很多中長期趨勢性變化,特別是潛在增長速度的變化是短期宏觀參數變化的累積產物的一個事實。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投資,人力資本的投資,技術創新的投資以及短期資源配制性改革,都會從根本上,通過短期的累積改變中長期趨勢性潛在增速。所以我們認為潛在產出水平并不是一個以短期因素無關的,先進的標桿。我覺得過去在談新常態的時候,給了我們一個錯覺,覺得好像這是一個與短期因素沒有關系的先進的標桿,我們認為不是的。所以基于這樣我們認為應該正視當前這么一個事實就是GDP指數已經為負了。

  所以我們有效基礎不足已經到一個嚴重的因素了,不僅是潛在因素造成的,也有中期因素造成的,針對這樣的因素我們認為當前的宏觀經濟的選擇影響是毫無疑問的提出來,穩增長是當前重要的,盡管我從感情上,改革選擇上比較厭惡增長目標,但是基于我們的增長依賴性,如果不增長可能導致的后果更為嚴重。當前中國的問題是時候,盡管我不習慣談增長,但是沒有辦法,必須要講增長,講增長是硬道理,只有這樣才能把體制結構,社會結構穩定下來,才有可能騰出手來搞革命,否則的話可能不給這樣的技術。基于這樣的認識,當前高速的增長民意的GDP,核心CPI等參數的質變,中國經濟因素下滑開始從傳統的經濟力量下滑轉向趨勢性與周期性力量并行的下滑轉變。

  所以要高度重視有效需求不足,長期化帶來的中期負面影響。特別是對潛在增長速度的影響。所以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定位,居然是穩增長的主要位置,不是說我們調結構不重要,我們首先還是要把增長率解決,所以我們的政策定位還是定位在一個寬松定位。

  第二個不僅要高度重視在總量上,趨勢性力量與周期性力量的疊加帶來的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風險。同時也要重視部分區域和部分行業超預期的塌陷帶來了中經濟的超脆弱性,所以新常態的攻堅期必須要強化底線管理。特別是對有一些省份,我們認為該救助的還是要救助。

  第三個是高度重視中國在大轉型中區域性和結構性的差異,避免政策整齊劃一,當前中國不能有整齊劃一的政策。盡管宏觀經濟在結構和區域上的張力導致局部塌陷帶來了連帶的效益。所以當前中國的話不同的效應已經在中國區域政策管理中出現了強烈的表現,所以我們應該有一些區域性的政策。

  第四個是應該高度重視生產領域的通貨緊縮,以高債務疊加產生的內生性的緊縮效應,一個方面采取積極的過敏政策,對沖價格回落帶來的沖擊。另一個方面必須通過大量的騰挪,盡管我們有一些區域的大承諾確實有一些風險,但是如果不做大騰挪的話可能會使某一些地區或者是產業有大風險,還是要做一些大騰挪的態勢來多途徑解決企業的債務問題。現在的企業的負債率太高了。我們GDP的200%多了。特別是我們央企、國企的負債率是非常高的。

  因此債務置換,資產的證券化,利用股市實施的宏觀再轉股,以及利率水平的較大幅度的下調應該同時并舉來解決這樣的有效性不足的問題。

  第五個的話應該高度重視中國宏觀經濟與股市背離的問題,從戰略上認識到利用股市繁榮來降低股市的債務,啟動經濟和整體,推動資本市場改革的必要性,另外一個方面必須要認識到股市泡沫對宏觀經濟帶來的風險。寫這個報告的時候是股市出現大下滑的前夜,我們意識到了一旦出現這個問題,股市泡沫很危險,中國是前所未有出現了一個救股市的現象,政府越陷越深。這個最后如果是把散戶綁架政府的話,這個問題挺嚴重的。股市上漲總有一天會停滯,泡沫總有一天會沫,這個時候也許我們早一點有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的話,這個成本會低一點,否則的話越積累成本越高。

  第六個是進一步通過差別化的政策推動新興產業的發展,進一步從體制上,機制上促進創業和創新活動。但是我們希望什么,通過前期的教訓,像光伏產業,各個政府比照政策來搞,導致了過渡供給,我們希望在本輪創業創新的時候避免出現這樣的問題,不能把中國戰略轉化為各個部門的短期行動,通過國家的補貼形式出現新的活動,我們首先要尊重創新創業的規律,不能進行政府扶持,另外利用市場的利用,來減少風險,避免行政性的補貼,另外是建立創新創業的社會安全網,為創新創業者打造軟著陸的緩沖墊,避免出現倒閉潮對社會的過渡沖擊。

  第二個問題本來我想講一下,我想呼應一下上午劉樹成老師的講話,就新時期加一個新經濟增長認識期,為什么講這個問題,他提出了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的,因為當前的宏觀經濟的失效是比較大的問題,我們盡量分析來看,我們原來的有所借鑒,我們數量分析發現,近三年來我們的微刺激的政策明顯是遞減效應,明顯遞減的,為什么遞減?原因非常簡單,政策效應在下降,為什么政策效應在下降呢?是因為我們這樣的一種政策背后的即使發生一些新的變化,面對我們現在體制上的變化,我們出現了懶政、庸政,借助地方政府財政政策等措施使政策效應傳遞出去。

  但是隨著現在的反腐倡廉,八項規定,還有一些新的規定,包括我們地方融資平臺的控制,包括我們的金融上的變化等等,使得我們原來的政策的傳遞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從而使得我們政策失效了。如果當前一旦政策定了的話重塑中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機制。必要的時候是我們過去大家細看會非常清楚,財政政策一直講是寬松的,但是看實體效應是緊縮的。貨幣政策是中性的,但是貨幣的條件指數一直是偏緊的,原因是什么?我們政策的作用機制怎么樣來塑造一個新的政策作用機制,使我們的政策的預期效果能夠達到我們的目標,否則的話很有可能是我們政策砸下去了,結果一部分人分得租金,但是政策效果是零。所以這個是我本來想講的第二個問題。由于后面還有很多專家講更精彩,更好的東西,所以不耽誤大家的時間了,謝謝大家。

  主持人:有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李建偉演講。

  李建偉:非常的高興今天我們的論壇,大家都盼著開,終于召開了。今年我們論壇很重要的談經濟增長和“十三五”規劃。上午第一個演講的老師給未來的經濟增長給了四種選擇,剛才楊教授把這個短期經濟增長和中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都談了,熱點問題和冷點問題也都談了。但是我還是想從我個人的角度對未來的中長期增長談一下個人的看法。

  其實今天準備的PPT很長,但是很長的PPT實際上主要是兩點,第一點就是說要無論是談短期的經濟增長,還是談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必須要正確的把握經濟運行的規律,我的分析結論就是說任何的時期,經濟增長都是周期性的。同時,在任何時期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都動態的值。第二點就是說根據比能分析來歸納一下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中長期趨勢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

  就是說在面對著三大挑戰的情況下,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應該是一個周期性的下降趨勢。但是未來十年,我們的經濟增長保持著6.5%作用的較快增長是有可能的。下面我從四個方面來談一下我剛才談的兩個觀點。

  第一個是說從理論上來看,怎么樣來把握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那么,第一條就是說周期性波動是經濟運行的一個基本規律,這一塊其實我去年給他們談的時候已經講了,就是說比較巧合的是從收入分布的角度來說我們可以看到消費需求是一種周期性波動的,既然消費需求是周期性波動的。那么整個經濟增長也比較是一種周期性的波動,今年實現的怎么樣,我這一塊不展開講了。

  那么既然經濟增長在任何的時期都是一種周期性波動的,那么我們進一步來看這種周期性的波動在任何的時期都存在著一個動態的,瞬時均衡增長的狀態,這個GDP是根據我們的收入建立的一個模型,這個模型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把經濟增長速度的差分方程做出來,這個差分方程的基礎上大家都知道只要是一個差分方程就可以把它的動態均衡值求出來,我就不再說了。

  剛才這種動態平衡值在普通的時期,是不一樣的。取決于什么呢,取決與多方面的因素,不光說前面的均衡值取決于政府支出和進出口的增幅,這個不同時期是不一樣的。那么你在不同的時期,設計的不一樣。同時從結構性的因素來看,前面很多的老師也都講過了,包括出口率、小匯率、小微傾向等這些都不一樣。所以每一個時期的動態平衡值都會隨著經濟結構的轉變的改變而改變,所以是一個動態的均衡增長的狀態,談到這一塊就是說過去有兩個領域學派,一個是凱恩斯強調的是固定增長,新古典主義強調的是均衡增長,我們說所謂的新古典主義的均衡增長的模式跟我們所說的經濟運行的動態平衡的增長狀態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大家知道新古典主義的最新的模型是穩定增長模式。這個模型證明了穩定經濟增長狀況的存在性。這個東西我想大家會很熟,這是穩定增長的條件。

  那么這個模型是一個靜態的模型,我們從佐羅假定的前提里面可以發現一點,假定的很重要的條件是投資等于儲蓄,儲蓄是取悅與上期的收入。所以我們在不改變任何的家庭條件的情況下,把時間變量引入到他的模型里面以后我們能夠發現他這個模型本身就是一個內生性的經濟增長周期的模型。具體的論證這一塊我就不說了,因為我給大家的書里面都有這個。

  引入這些變量以后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這個模型里面有一個資本與勞動力的比率,最后根據這個方程能夠化解為一個離別差分方程,大家都知道根據這個產業方程性,只要是差分方程,就會在滿足一定的條件的情況下,資本與勞動力的比率會存在均衡的增長狀況,而且本身這個比率也會是周期性波動的。那么這個,他的瞬時均衡增長狀態的條件是向這個,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就是說動態化的模型的順勢均衡的增長狀態的條件和靜態模型的時候,又有一定的差距,條件基本上一樣。差別就是說這個是勞動力的增長指數,而動態化的瞬時均衡增長條件的系數是勞動力的增,為什么出現這個狀況,很重要的就是說靜態模型沒有考慮時間變量,而這個動態模型考慮了時間變量。

  實際上在穩定均衡增長狀態下這里面兩個增長速度,或者是穩定均衡的增長速度都是勞動力的增速,這里是一致的。那么既然你資本與勞動力比率是周期性波動的。所以說從這個人均產出,本身是勞動力與資本比率的一個函數。本身一定是一個周期性的波動,因為他假定了一個函數,這個可以肯定的說凱恩斯非均衡增長理論還是新古典主義的增長理論還是一回事,只是他們討論了這么多年,我覺得更多的是給大家找點事干。

  這個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我們來看我們國家的經濟增長動態均衡值是怎么樣變的。這是運用濾波技術做出來的,可以看到我們的動態均衡值實際上是我們2006年四季度的11.67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7.9,現在還是再一個探索的過程中。當然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所謂的動態均衡值的曲線也就是說大家平常所說的潛在增長率。其實這兩個是兩回事。但是本身是一個更長的一個大的周期活動。那么當然了就是說你既然把這個動態均衡值算出來以后我們可以把這個動態算出來,這個短期的算出來以后,外部的波動比較大,其他的波動都已經開始回升,所以剛才楊教授談的對短期經濟形式的判斷,我是贊成的,很重要的是目前的體制機制的轉換在短期里面,中長期的波動已經開始往上走了。

  如果說中長期的趨勢或者是動態均衡值到底的話,下一步的經濟回升應該說還是離得會越來越近,雖然上午劉老師說大家不敢談回升,其實既然是經濟運行是周期性波動,他就有漲就有跌,有跌就有漲,是吧?沒有必要說規避這個所謂的回升的問題。只是說現在這個階段誰都不敢談什么是回升,因為把不準,外部的干擾因素太多,那么做完這一塊以后我想很重要的需要談一點,我們未來會怎么樣?未來中長期來看,中國的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走勢無論是他的動態均衡值還是說他的周期性波動會怎么樣漲。這個問題談之前我想最重要的是說看我們未來經濟增長到底面臨著哪幾個方面挑戰。其實這些方面包括了張老師談到了新常態等等的這一塊,其實也談到過,就是說可能我看的更微觀一些。

  我認為就是說未來中國經濟從周期這個角度來說,是面臨著三大挑戰。一個是說內需的支撐力在相對下降,為什么這么說,包括上午說的,有人還說中國的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不夠,我不太贊同這個觀點,從消費率,消費占GDP的比重,的角度來推動中國的消費補給,前幾年我反對這個觀點,那是一個偽命題,那種GDP的結構反應的是階段性的問題前幾年的中國消費需求每年都保持十幾的增長,全球哪一個國家說你的消費需求保持十幾的增長,那個消費需求很好。但是當你的消費需求逐步的達到飽和增長的狀況以后,這個時候你的消費需求增速肯定要下來。

  也就是說未來我們才會真正面臨著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城鎮居民的消費品這一塊,他的多數產品都已經到了飽和的增長狀況了,飽和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這些產品未來的需求增長,只能是靠更新,就是說產品用久了,到期了,換新的。靠創新,也就是說出了新產品,像手機更好了以后大家把舊的扔了,換成新型號,創新驅動來引領消費,進入這個狀態以后,這個產品的需求增速是很容易的,不會說像汽車這一塊,比如說2000到2012年年均保持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速,不可能出現那種情況。

  更新和創新的需求,這種產品的需求只能是在這個百分之六七,百分之七八這種低速增長的狀態。當然大家也說了汽車這一塊不是說增長得挺好的嗎?現在就是說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實現了這個消費需求,后面不是還有很大的空間嗎?但是從耐用消費品發展的基本規律來說,他的高速增長期一過,未來還會增長,未來今年一季度增長速度不好。比如說一汽除了奧迪之外其他產品的銷售都是下降的。

  但是未來再進一步發展的時候,進入了中等收入家庭實現消費需求的時候,他的基本規律就是說他的增速會不斷的下降,從過去的高增長向快速增長,再向低速增長過渡。現在就是說相對快速增長,也就是說能夠保持去年13%左右的增長已經是正常的,這是一種正常的,當然短期的因素,限行,限購會對產業產生一定的影響。農村居民這一塊的基本的消費需求也是面臨著這種狀況。

  像彩電已經達到了飽和了,其他的也都是百分之二十以上,或者是說百分之四五十的家庭都已經實現了,所以這一塊的增長相對于過去那一塊來說。過去高增長的階段,農村前幾年高速增長很快,這幾年在下降,也是適應著行業的消費需求,慢慢進入了飽和需求的狀態有關。所以這個角度來說國內的消費需求下一步會進入一個相對低速增長的狀況,要以更新需求或者是創新需求為準備的狀態。

  當然,如果說創新很快,有很多的新產品,勾起了老百姓更多的消費需求,可能會實現一個比較快的增長。但是這種狀況從發展的規律來說,從企業創新的角度來說是不可能出現的情況。或者是說至少目前還沒有出現過。

  那么第二個方面,就是說張燕生秘書長的專業領域,是吧?可能后面龔剛還會講。但是我要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談的話,我們出口這一塊下一步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特別是2000年以來年均增長百分之二十多,這種時期畢竟過去了。無論是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消費需求相比會一直下降,還是說從未來增速的角度來說都要往下走,從日本、德國這樣貿易大國,出口大國的發展規律來看,一個國家出口產品達到一定程度以后,占比達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要下降。否則的話你把世界市場全占了,別人還活不活。那么我們在現在的比重,在全球的比重已經是百分之十一點多了,現在是最高。那么你再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會越來越小。如果說進一步提升不了,也就是說你的增長速度肯定會慢慢的向全球商品出口的平均增幅回歸,甚至是像日本和德國一樣低于全球的平均增長速度,這個速度是多高,過去20年,全球商品出口的平均速度的8%左右,雖然就短期來看,今年前五個月份,我們的累計出口是負2.6%,這個速度是低于全球的速度,但是從中長期來看,差不多,全球要保持8%左右的速度。

  那么我們的出口可能也會慢慢的往這個速度回歸,甚至是低于這個速度,與過去相比,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會不斷的下降,像張教授上邊所說的黃金時期結束了,我再同意他的觀點。

  那么像第三個挑戰就是供給的角度來說,就是勞動力不足。無論是說高于人力資本和低于人力資本,再怎么著,是人你得看數量,首先看數量,然后再看質量。那么我們就從數量這個角度來說也要做一個分析,這個結論是去年做的,但是分析未來的增長,我現在還是要用這個東西。就是說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從勞動力供給規模來說,他的峰值是2017年左右,之后中國的勞動力供給會進入一個規模。就是說這種勞動力供給即使維持這個產業,那么支撐的是多少,未來十年平均增速是6.1%,當然支撐這個速度會不斷的下降。從2014年8%一直下降到2025年的4.9%,這是能夠支撐的。當然了,上午談到了全要素勞動生產率,也就是說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技術進步的問題,現在很多企業也都在采取一些措施,用資本替代勞動,用資本的有機構成來提高。

  這也是假定了按照目前的趨勢才能支撐的,只能支持這么高,如果技術進步的,不妨進一步講大,可能會帶來更大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有就是說把大家的勞動年齡延長也能解決一些問題,解決勞動力供給不足對未來經濟增長的約束。但是我們也分析過,你再怎么去延長勞動力,讓大家到65退休,到2020年以后,你經濟增長要繼續保持7%,你也同樣面臨著勞動力不足,這個從供給的角度來說。

  那么分析這個挑戰以后,以前這個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我們需要對未來中長期發展的趨勢進行一些模擬預測。那么這個預測的結果應該說跟上午劉樹成老師談的結果比較吻合,也就是說未來十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肯定會下降,但是下降到什么程度呢?也不可能就是說像有一些人說的那樣,增長的百分之四五。這一點總的來說,增長的平均增速還能夠保持在百分之六到七左右的增長狀態。首先是看動態平衡值,或者是說潛在增長率,目前本身是一個周期性波動的下降趨勢,會不會有回升,肯定有回升的那天。但是回升不可能再回去過去的百分之十一了,可能會回到百分之七到八這樣的程度。

  那么就是說這是一個動態均衡值。那么,這個波動我也用了一個模型,這個模型在這里有二十多個變量。短期波動肯定是一個趨勢,沒有考慮外部的沖擊,特別是政策干擾的影響這種中期的波動還是會保持一個較大的波動狀態,中長期的波動這一塊。下一步還是一個相當于延續過去的微波化趨勢,但是沒有最近幾年這么小,下一步肯定會擴大一些。那么長期趨勢,長期波動的趨勢基本上周期性的底部還會不斷的攀升。那么把這種動態均衡值,和各種周期性波動的模擬預測結果合并以后就是對未來經濟增長速度的一個基本的預期。那么這種預期前面我說了,我們動態均衡值的平均的速度,平均值啊大概是6.5,那么加上這種波動以后,基本上就是一個6.7左右的增速。

  當然這種預測肯定是有前提的,就是說政策保持不變,然后國際經濟,特別是主要國家的進口增速要保持一個目前的增長不變,基本上來說美國的出口或者是進口保持6%左右,這是一個基本的預測結果。當然后期還可以有其他的,都做了預測分析。比如說居民消費、居民收入這些。

  政策這一塊我是贊同剛才楊瑞龍[微博]教授提出的政策,從周期波動角度來說,短期波動,因為現在我們的經濟總的來說是處在中長期周期性波動的一個底部。這種短期波動必然會對中長期發展產生一些逆影響,反影響。當然了這種波動肯定是圍繞著中長期發展趨勢,是吧?或者是動態平衡值展開的。但是短期的波動改變了未來的增長趨勢。所以進行短期政策干預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這種干預應該是要比較及時,比如說,如果去年我們就采取了一些短期的,有力度的干預政策,今年的日子不會這么難過。

  另外就是說有些政策一定要給好,因為從發展的角度來說,無論是投資、消費、這些都是內生化的,有一個變量是外生的,一個是說我們的財政支出,當然財政支出也是受制于經濟增長,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可以提升你動態平衡值的,可以改變你短期的增長波動方向的很重要的是出口。所以我想要想改變這個短期的形式,你不去改變出口,在國內的,肯定不行,當然我們的出口確實是低于我們的預期,因為我們在做短期的分析,為什么低于預期,因為國外的出口都不錯,為什么這里出口不行,這里有一些政策的問題,比如說我們想加入FDR的一籃子貨幣,而且人家是需要你非常堅挺,升值幅度很大,這一塊對我們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大的。短期的角度來說你想穩增長,除了國內采取一些措施之外,穩出口是穩增長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條件。

  這種政策,采取這種措施,比采取一些歪招要管用的多,比如說想通過股市來促進經濟增長,來動房地產,剛才楊瑞龍教授談過了,我是非常贊同的,這些東西是飲鴆止渴,我就講這么多,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李建偉教授,他是長期研究增長的周期問題的,所以這個方面非常有建樹,剛才我感覺到李教授提出了由于三個困境,所以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肯定在下降的。短期內怎么樣解決穩增長的問題提出兩個建議。一個是主要政策的干預,還有一個是希望依賴出口,好像出口現在也很麻煩,因為商務部沒有這么痛苦過,今年6%的目標能不能達到,很難。

  主持人:有請云南財經大學金融研究院院長、首席教授龔剛演講

  龔剛:非常高興再次參加這樣一個論壇,今天我講的題目是新常態下的中國對外經濟戰略之轉型。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提出問題,對外經濟戰略的概念,另外是關于新常態,另外是新常態下中國的對外經濟戰略。

  問題的提出,首先我們想有一些概念性的東西,什么叫做經濟發展戰略,我想說明的是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國經濟活動的基礎,是體制設計、政策制定和行動規劃的依據,也就是說實際上,一旦戰略決定好以后,你是可以確定政策政治的制定,所以這是一個更高層次的東西,至少比體制改革,政策制定更高。只要戰略確定好以后才進行體制的設計。

  這么一個戰略的話我們首先說,可以說對內的經濟戰略,也可以對外的經濟戰略,毫無疑問對外經濟戰略是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支柱。對外經濟戰略我的理解至少可以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個是對外貿易戰略,第二個是對外貨幣戰略,第三個是對外投資戰略。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對外的經濟戰略到底怎么樣,在這三個層次上。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戰略上中國采取的是基本上是出口導向型的戰略,追求出口和貿易順差等方向,地方政府等等都在追求出口貿易,另外是我們叫做落實對外出口戰略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書上提出來的,這是以保護本國經濟和金融安全為目的,以資本市場開放,貨幣貶值,固定貨幣匯率制度,不追求人民幣國際化為主要特征,在對外戰略上中國采取鼓勵和吸引外資,這些都是大家很明確的。

  這些有沒有合理性,我們所采取的,中國對外的經濟戰略有沒有合理性?我想說明的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首先應該與該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而中國采取的上述的這樣的對外經濟戰略,中國所做的發展階段是相適應的。為什么這么說?我們考慮一下無限的適應勞動供給是過去三十周年中國經濟的主要的政策,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發展國家的初期階段就是這樣的特征,在經濟本質上是一個需求上的,而且是增長的角度來考慮的。我們考慮的是把增長和周期分開了,周期的話回到凱恩斯有一個需求決定性理論,而增長的話通常是使用供給,就是新古典的理論。中國過去有大量的勞動力的存在,政策角度上來講仍然是需求決定性的,無論是經濟怎么樣,都是需求決定性的,這是我認為研究經濟增長的時刻,從發展中國家的,我們說研究的話,實際上也應該從需求經濟來開始。這是第一個階段。

  那么中國國際上多年的對外經濟戰略正是基于這樣的需求來決定的。無論是追求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投資戰略還是說追求貿易順差的這樣一種對外貿易上的,都可以看作是將外部需求因素作為拉動本國經濟增長的動力,都是一個需求。而中國采取貨幣貶值和會固定等特征的落實貨幣戰略,不僅是因為國內所限從而無法承擔起強勢貨幣之責任,同時也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推動出口和吸引外商的決策我們是貨幣貶值,固定匯率政策實際上都是為了促進貨幣出口,一個需求絕對性的國際匯率中。

  我們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常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于是中國過去的對外戰略是否仍然適應一種新的增長態勢,如果不適合應該如何調整,所以我提出一個問題。所以我們必須要對新常態有一個基本的一個判斷,這是一個老理。我發現新常態的特征,有的時候把結果和階段性的特征混在一起,很多的時候會講到結果的東西,比如說新常態一定意味著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覺得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講,實際上習近平同志也強調了階段性。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如果從階段性發展的上看,實際上是經濟社會的資源稟賦的結構問題。它的比較優勢的問題,這種階段性的去考察。

  那么,實際上對新常態還有不同的理解,實際上沒有得到一些,我認為學界還是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但是厲以寧提出來認為過去的超高速增長是不正常的,新常態就是要回歸正常,還有張軍就是說新常規未必成為常態。我們講的未必是對的,這個并非是一定要出現的事情。比如說一定要結構轉化,中高速增長,如果說我們做得不對,中高速增長可能都做不到。所以我是覺得應該說從資源稟賦的角度去談咱們的階段性的問題。

  我這里需要有從經濟學理論當中去尋找新常態的學術涵義。如果這里考察一下發展經濟學的話有幾個跟明顯的所謂的拐點理論。第一個就是發展經濟學中存在的劉易斯拐點,就是發展中國家在其發展初期、經濟被分割成相對現代化的工業或者是農業,隨著經濟的發展,傳統的農業部門中的勞動力逐漸被現代工業所吸收,所謂的劉易斯拐點就是指勞動力由過剩的農村轉向城市。另外就是Kuznets曲線上的拐點,可以從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中可以看出來,從一開始惡化到轉好。

  第三個關于拐點地問題還有消費、投資占GDP比例的拐點,都有這些東西,我們從OECD國家中可以看出來消費和投資的趨向也都存在,都有一些拐點。當然還有了環境的拐點,產業結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等等。以及技術方面的等等。所以這個曲線也是一個拐點理論。

  還有一個拐點是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以后,就是開始動力不足,從而經濟出現停滯。也就是說所謂的陷阱就是進入這個拐點以后出不來了,也有可能出得來。但是很多國家出不來了。出不來的話我們所說的高質量的增長,不一定是直線。所以說比如說這些拐點,我可以說在另外一個文章中可以把這些觀點實際上是一碼事,我可以用理論模型來證明,實際上這幾個拐點說到底就是經濟發展一定階段會出現這個拐點。

  這里可以具體體現為什么?我把它總結為兩個階段理論。所謂的發展過程是什么,經濟體從落后到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發展過程。具體體現為人均GDP的不斷提高,而發展的過程必然意味著經濟體在經濟結構等方式不斷的演變,從而會形成不同的發展階段。

  這里邊我提出兩個階段理論,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落后于發達國家主要標志是人均產量的差異,數學上可以分解為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勞動力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人均產量。這個部分是浪費的,剩余勞動力。沒有賣掉,被使用的勞動力是生產力水平低下或者是技術水平落后,說到底就兩個。根據這樣的差異我們可以將發達國家的追趕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是剩余勞動力的消化過程,另外是技術提高過程或者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過程這兩個階段,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多的理論。兩個階段的理論是建立在發展中國家落后于發展的最主要的區別,人均產量的差異上。而且他們很好的使發展中國家的其他的主要理論。比如說劉易斯拐點等等,可以用模型來論證的,實際上就是哪一點就是擅長消化那一點,就是進入這個拐點。

  事實上無論是哪一個拐點,都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所經歷的兩個階段。拐點收入的,就是剩余勞動力的消化可以看作兩個的分水嶺。這是最近的模式還沒有發。

  新常態,如果按照這個理論,新常態就很容易的看成是第二階段,就是前文所說的經濟發展第二階段,剩余勞動力消化以后所形成的。這是我對新常態的理解。

  這我要問了,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是否已經符合,或者是接近符合經濟增長的第二個特征。中國是否已經屬于中等收入國家,拐點是否在中國已經出現。我們今天上午聽了許憲春老師的講話等等,我們發現這個拐點已經明顯了。人均GDP到了6700美元,已經是中等收入國家,我們的生活勞動力已經不多了。今天問許憲春局長說,他認為不到10%。那么歐洲國家是10%。中國現在還沒有進行統計,農村加起來到城鎮所有的失業人口加起來他認為絕對少于10%,當然美國是4%,中國的剩余勞動力確實已經不多了,達到歐洲的水平了。

  所以勞動力短期必然要工資的上漲,這意味著什么,我們工資上漲的話帶來了收入分配的問題或者是曲線的問題,也就出現了,也就是說進入了后半的了,這是今天上午的許老師給我們的統計數據。然后我們在消費、投資的比例也開始不是一個揚的趨勢,也是出現平穩或者拐點等等。

  所以各種各樣的跡象表明我們實際上進入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的增長動力是什么?我們說在第一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既包括消化剩余勞動力,也包括技術進步所體現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就是說因為什么,增長的動力充沛,既有消失的勞動力,又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所以第一階段的增長力的充沛,第二個階段,剩余勞動力消化完成以后,如果說我們不考慮外部經濟的助力,這里面提出了外部經濟,經濟增長動力智能來自于技術進步,這個一比較一下,前面也有技術進步,加上剩余勞動力,現在只有技術進步,所以在第二階段的話,經濟增長的動力自然會減弱,這個很正常的,這是中國當前經濟的減速根本原因,體現了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階段性的增。因此轉向中高速,有其客觀的技術。我們對新常態理解以后剛剛講到了,如果不考慮外部經濟的助力的話,我們只能來自于技術進步,現在外部有沒有可以,除了技術進步以外,能不能通過外部經濟來找到一些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助力呢?

  隨著新常態下我們已經知道它的特征是資源開始緊缺,這里資源不僅包括勞動力資源,同時也包括了環境資源。

  所以我們借助對外經濟關系,也許能夠緩解中國的這樣一種緊缺來推動經濟的增長。同時也可以借助對外經濟或者是希望消化中國目前的一些對外經濟的扭曲。現在的扭曲我們是知道的,經濟增長方式的錯配所引起的扭曲。比如說現在出現的債務問題和產能過剩的問題等等。所以我們是否可以借助外部的經濟關系來緩解這些。

  這里邊我們需要明確我們已經講到了經濟社會首先是在我們討論GDP的決定的方式的時候,我們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希望由需求決定,一種是供給決定。一般情況下所謂的有短邊規則,也就是說所謂的需求決定型經濟是一般情況下需求小于經濟,供給決定經濟是一般的情況下經濟的供給小于需求。新古典所設想的經濟具體體現為用GDP的決定方式是由生產決定。投資出口,加消費。需求型經濟形式是凱恩斯所設想的經濟。

  我們在經濟學研究中通常的做法是研究經濟增長的時刻,我們考慮經濟社會的一般狀況,從而忽略經濟的臨時性波動和沖擊,因此新古典所設想的供給決定型經濟,通常被看作是合理的研究框架。凱恩斯的需求決定型經濟更為常用,這是我們通常教科書上告訴我們怎么樣去做的。這些是針對發達國家,就發展中國家,由于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因此即使從一般的狀態可以看作是需求經濟體,剛才已經講過了,這意味著無論是研究經濟增長還是研究什么都可以用凱恩斯的一般有效需求決定增長方式,正因為如此以絕對需求為目標的對外經濟占有,必然是第一階段發展中國家的選擇。當前中國進入新常態以后,這個政策是否還可以持續。

  我們可以說在需求決定經濟因素中,出口的增長將使更多的剩余勞動力得以使用,從而貿易順差能夠推動經濟增長,這是毫無疑問的,當經濟社會進入資源約束型時,大量的貿易進口和逆差反過來有助于緩解資源的緊缺,這完全不一樣。這里提出一個全新理論上的概念,從而會推高經濟增長,相反,貿易順差就意味著什么,不僅意味著用血汗的產品來養活他國,同時會降低自己的經濟增長率。所以我們這里說句很有意思的是我可以在新古典狀態模式中去證明。很簡單,實際上就是引入了什么?引入了一個進出口,在標準的模型下引入進出口,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變成了出口,有進口的消費,也有進口的投資,產量由生產決定,其他的不變,所以這是一個凈出口放進去了。這個模型簡單推一下,這是進出口,然后怎么樣去轉化。X在這里,所以這個很容易推出來,然后進行動態分析,這個東西是一個外生變量了,這是一個方程,稍微推一下,你就可以出來,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從這個模型中本來就看出來了,這是一個進出口,現在是一個常態的話,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出口,進出口是負的,資本的累積是負的,也就是說資本的增加,會減少資本累積,減少人均資本,減少人均資本必然意味著什么呢?減少人均產量,就是說出口實際上用資源,本來已經緊缺的資源養活他國,本來可以積累更多的投資、消費等等的。現在進口的,即便是消費的產品,可以緩解消費的產業或者是勞動力等等,來用于投資增加人均增長。

  所以這個里邊已經從這個公司中,實際上已經可以看得出來出口,進出口是對人均資本的增長率是有一個負面的效應的。動態分析,很清楚,如果這是正的,這是我們本來的平衡,是在這一點,現在增長會在這一點。這是減少了人均資本擁有量,從而會減少人均產量。如果是負的話,我們就把這條線放在后面。所以是增加了人均資本,這是穩定的狀態,這是平衡,貿易平衡的時刻。所以進口會增加人均資本,平衡狀態,穩定狀態。從而促進增長。所以我們的模型實際上告訴你進口實際上是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在供給決定型經濟社會中。所以結論是什么?貿易生產,如果按照統計計算,貿易生產構成了GDP的增量,這使得政府會更多的傾向于追求貿易順差。按照統計貿易計算,實際上同時反應了對國內產品的需求,因此一個需求決定型社會追求貿易生產是順理成章的。

  這是出口貿易通常意味著用本國的資源養活他國,如果本國的資源本來就是過剩的,或者是經濟的一般狀態是需求決定型,出口和貿易順差不僅能夠調動本國的剩余資源,并且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不存在的情況下,出口和貿易的順差不僅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本國的產量的供給決定,還可能損害國內的居民的福利水平,這個觀點我已經寫成了文章投了出去,現在還沒有得到消息,應該是在評審中。

  這里面我想說明的是,我們討論的是資源約束型經濟一般的狀態,我們只討論經濟增長,而不討論商業周期的問題的時候,當然,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刻,追求貿易順差,并非不是一個合理的選擇。我們討論了商業周期的時候,回到凱恩斯的需求決定,美國通常是什么情況,自己的問題出現的時候才要求,一般的情況不要,所以我們可以看出這是對外貿易戰略,對外貨幣戰略呢?我們這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命題。實際上對到底出口還是進口,促進經濟增長,實際上經濟學理論不給你答案的,看一下文選的話一般來說對發展中國家貿易出口是經常被淘汰的。但是回到發達國家,從來不討論這個問題。

  用貿易促進經濟增長,不討論的,他討論的是,他認為貿易一定是平衡的。發達國家中他討論經濟增長的話,他只討論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不從貿易角度去。

  為什么?有一個合理的假設,就是說長期的貿易逆差一般不可持續。惟有本國貨幣購買進口才有可能。于是追求貨幣國際化這是長期貿易順差的前提條件,當今世界中有沒有,有兩個國家,美國和英國,長期貿易,長期處于貿易的逆差,就這兩個國家,沒有其他的。

  那么我們看他的貿易是什么,實際上是存在著一個,美國的貿易的國際貨幣是30%,但是在國際貿易的總量是10%,差三倍,英鎊也是差三倍。也就是說意味著什么?基本上是用自己的貨幣去進口,如果用自己的貨幣去進口,那么貿易逆差是可以長期的,恰恰現在的經濟學方面不研究這個問題,有一個隱含的假定,是什么?貿易長期來講要平衡的。但是如果追求貨幣的國際化是完全可以長期逆差的,為什么美國的經濟一般比那個歐洲國家經濟高這么一兩個百分點。我認為這個和他的國際貨幣化,甚至是世界貨幣因素是完全分不開的。他就是用大量的進口來緩解自己的資源緊缺,這是美國、英國的貿易逆差占GDP的比例,可以說長期的貿易逆差。這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得出來的。

  所以我們的策略就已經是很明確了,貿易逆差和貨幣國際化有一個協同的配合。也許是未來的政策的導向。

  回到“一帶一路”的建設,我們對美國進行貿易逆差是不可能的。我相信用人民幣去買美國的商品,美國肯定不干。但是人民幣去大量的進口,去買我們周邊國家,有沒有可能,我相信是有可能的。所以人民幣國際化首先提出一個周邊區域國際化,通過買大量的商品,緩解中國的資源緊缺,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

  所以“一帶一路”建設實際上周邊國家可能有一些相對的貿易戰略,不一定是出口導向了,我們對云南往周邊國家也進行出口導向,那我認為和中國的戰略就相違了,首先做好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境內加工基地移出去,進行貿易,大量的進口,然后人民幣出去,所以這是一個大概的戰略,覺得這樣的把“一帶一路”建設,人民幣國際化和貿易戰略等等聯合在一起,就有可能成為中國未來對外戰略的重點,這是我的發言。謝謝大家。

   主持人:有請浙江工業大學經貿管理學院高級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昆亭演講。

  陳昆亭:非常感謝主辦方,包括會務服務的同學們,你們的辛苦勞動為我們每年來參加這個會產生了依賴,這個會也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福利,很好的滿足感。這是我們非常感謝的。今天我在這里利用這個機會匯報我們最近的思考和研究。

  我從幾個要點問題提出,包括最近觀察和思考,還有一個理論方面的建設,最后再把理論結合我們的認識。

  問題的提出,我們覺得長期經濟增長的理論,現在就是比較前沿的理論是內省增長,我這里就把這個放得比較長,剛才也講到了短期和長期的問題,我覺得我的長期比你們講到的所有的長期還長,是最長的。就是說從盡量長這樣一個跨度的歷史角度來看待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過程。所以新古典增長理論只是講了一個階段,就是這個增長的現象。那么工業革命之后,出現了增長基本上是一個植入性的,快速的增長,這個增長就是使用作為內生增長,把技術和人力資本的這些要素內生化,模型理論內生這樣的理論來解釋現在的增長。這個現在的教課書上也都介紹了,關于這個內生增長有一個預測,預測什么呢?這個內生增長的理論這個平衡增長路徑,說明什么呢,內生增長模型預測的均衡和新古典的模型增長的預測不行。新古典的這些都是內生均衡的點,新古典預測的不再是一個理論的狀態,而是一個平衡增長的路徑。這個內生增長也就是說基本上內生增長現在最前沿的理論,包括后來的一致增長理論也都是在建立的框架中。

  這個平衡增長的路徑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經濟的最高的狀況,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從原來的比較水平的狀態,到后來比較快速的直徑增長的狀態認為這是一個未來所有的經濟慢慢應該發展到的一種狀況。這種狀況就會持續的增長,這是內生增長,內生增長之后就沒有更多的理論來預測。是不是說人類的經濟發展到內生增長的狀態以后會一直這樣的持續的增長呢。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換過來問這樣的問題,這個BGP的狀態是穩定的馬?是可持續的嗎?這是我這里提出來地問題。

  實際上為什么提出這樣的問題呢?因為有很多的事實,最近一二十年,十幾年的經濟發展,世界經濟,包括發達經濟,發展中經濟和落后經濟正在走的這樣的一種新的趨勢表明內生增長的趨勢不穩定,觀察思考,這個最早我們從60年代的觀察,比較早的那個時候最初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基本上那個時候有預測,那個時候基本上預測的像索羅模型,等等的模型基本上預測得比較穩定。但是那個時候60年代,卡爾多這樣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觀察,卡爾多觀察一個最重要的點是什么?就是說資本產出比的資本回報率其實是常數,比較穩定,這是卡爾多事實里面的六條最主要的觀察的結果。其中比如說一兩條我們拿出來,比如說這幾條就是。

  那么實際的,我們的理論是什么?新古典模型的理論,新古典包括預測結果,如果是穩定的話就意味著資本的回報率肯定是下降的,隨著資本的增長,資本的邊際回報率是下降的,觀察的卡爾多的事實不是下降的,是比較穩定的,是常數差不多,這是一個矛盾,怎么樣解釋。于是在那個時候就產生了很多的對新古典理論這樣一個疑問。這種背景下就產生了一種比如說在這個時候,60年代的那個時候已經產生了對新古典的一種否定的思潮。最初的這樣一個內生增長的這樣一種思想就開始產生了。到了90年代的時候又有了新觀察,60年到90年代產生了新的觀察,這個時候內生增長理論已經產生了,包括盧卡斯,Romer等等這些內生增長理論,他們基本上這個時間已經產生了內生增長里了。

  這個時候觀察比較有代表性的,像邦羅這些人的觀察,發現了一些問題,到90年代基本發現什么問題呢?這個時候在理論上基本上沒有太大突破。我們說什么,觀察到的事實和卡羅那個時候,有一些變化,但是沒有本質上的重大變化,不像60年代的時候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不同。那個時候有懷疑,有這個比如說是實際中的,現實中的,不是。這個時候,在90年代內生增長理論一處長沒有太大的變化,我們到現在差不多又30年了,這個時候又有一些觀察了。新的觀察下,結果會是什么樣的呢?到這個新的30年的時候,特別的值得思考的時候。這個時候一個是從理論上的角度,一個是對內升增長的這樣的理論,我們應該產生一些開始有一些思考了。就恰如60年代的時候,卡爾多事實出現的時候,就新古典理論有所懷疑的那樣。

  我們現在也不少學者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了。開始懷疑內生增長的BGP的東西是穩定的嗎?我們張平教授的團隊他們上午的演講我覺得特別好,他們也開始懷疑了。當然這個之前還有一個是牛人是史奴比老伯,2012年發表了一篇文章,也是可持續性問題的研究。這里不展開了。

  我們看看事實,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的趨勢,我們可以看到是不是這個趨勢,是有走向一個新平衡的狀態的這樣一個趨勢呢?是的?我們看這個里邊是一個發達國家里邊可能只有一兩個還仍然保持著較好的仍然上升趨勢。他算是BGP,沒錯。可是另外幾個基本上都不再是,應該說有新的走平的趨勢。

  再看發展中國家,我們同學總結的時候把日本放在這里了,那當然是第一個失誤,日本應該放在第一張圖里面,最上邊的是日本,他也是走平了,下面發展國家也有很多,基本上仍然保持著比較上升的趨勢,這里面其中有一部分也好長時間比較平了,增速不是很快,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落后的國家中我們看到很多的國家還仍然在五千美元之下的這樣的水平,就開始平了,有的已經平了很久了。基本上我們通過幾個代表性的群的劃分我們可以看到,發達國家有走平的態勢,窮國還沒有進入到BGP的這樣一個趨勢,就已經是未老先衰了,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比較平的趨勢中了。我們這個時候,這個我想我們一個粗觀察可以看到的,如果說這可能是最新的,應該思考的一些新的增長的趨勢。

  我們看看中國的資本回報率的一圖,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有一點怪異,我們跟清華的做出來差不多,他們做的短,是2008年之前,我們做出了2008年之后的。我們發現中國的金融回報率呈現一個什么趨勢,我們發現1990年前面的一段時間是30%左右是水平的,這個符合內生增長應該具備的特征,也符合,是一個事實。2008年之后又是一個平臺,好像下了一個臺階,大概25%左右,這仍然是一個平的。

  最新的狀況是又下來一個層次,2008年到現在好像又下一個臺階,新常態意味著什么?是不是說應該從現在保持在15%左右就算是新常態了呢。我們通過這樣一個觀察可以看到什么,我們是階段性的內生增長,而總體是呈現一個下降。我們似乎是不再那么內生的增長,我們主題,我們想思考的問題,內生增長這個狀態是不是穩定的,從觀察來看不穩定,不光發達國家不穩定,窮國不穩定,發展中國家也不穩定。這就是說BGP,內生增長理論所預測的這種,這個平衡增長的路徑是值得懷疑。我們也可以和同行們,也開始思考了。那么就是說現在我們提出的問題,這個階段從60年到現在已經是兩個30年過去了,這個新的時期,增長理論需要有新的思考。這我們觀察的結果,剛才已經簡單講到了,我們需要增長的內生增長平衡增長勢頭等等的問題。

  基于這些觀察和分析,我們也建立了一個模型,希望解釋,我們和已經存在的研究不同的是什么?上午看到的團隊做的很棒,很微觀方面的從制度和人力資本的角度在思考,我覺得是很好的角度。一個是技術,一個是人力資本。當然我不知道你們的模型,仍然是總體基礎上建立在內生增長的框架。那么我這里看到的,這段時間的文章,所有的思考都是建立內生增長的框架。

  我現在感覺,我覺得應該是跳出來,如果說我們要研究這樣一個問題,一個長期增長的趨勢問題,不能只建立在內生增長率方面,為什么?這個內生增長率把農業部門給沒有了,只考慮了工業經濟這樣一個。我覺得這樣不對,為什么?因為這個長期的經濟增長的趨勢過程,也正是農業經濟工業化的過程,由農業人口向工業人口轉移的過程,以及向后工業過程階段人口下降的過程,就是這一階段的劃分,我們知道甘奧,他是一致增長理論方面的專家,他是分成三個階段,一個是最初的農經時代的水平階段,還有一個第二個階段,有一個起飛的階段,叫做工業革命的階段。接著有一個階段是后工業革命階段,正好是這三個階段。我這里掛一個和他不一樣,我這里大概有四個階段,我下面有講到。模型上因為時間關系不可能詳細的介紹。

  基本的介紹會得到一些模型理論方面的結論,重點講這個模型階段的分析,比如說T0-T1是馬爾薩斯的階段,T1-T2是初期的工業化階段,T2-T3是后工業革命階段,問題來了,說的是T0-T1的階段是自然轉軌的過程,也就是說內生增長理論一直致力于研究的,很多研究解釋了從T0-T1-T2這樣一個準備的過程,包括拐點,這樣的理論非常多,第二到第三個階段也有研究,這個部分的研究其實對應了從工業革命初期階段到后工業革命階段這樣一個過程。這一部分的理論基本上存在的是一致增長的,我們可以去追訴,很多人在這個方面都有研究。

  我們說第一個到第二個,第二個到第三個階段我們都有。問題是哪呢?第二個到第三個之后,怎么走。最新的增長發展的階段怎么走?發達經濟應該怎么走,發展中經濟到這個時候應該怎么適應,落后的經濟就是在新的發展的階段是怎么樣的。那么這個模型基本上強調了兩個方面的重要因素。一個是技術,是一個重要增長的動力源,第二個是人口,這個對應著人力資本或者是技術型的波動,這個基本上我們的解釋是說從我們的模型可以推論這樣的結論。

  從第一個階段到第二個階段,這是一個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移的過程,也是一個農業勞動變成工業化勞動,到了這個階段最主要,最重要的動力源是勞動的轉移。當然這個過程我們會說有其他的動力源,比如說技術帶來的,還有貿易等等,我們一般的規律來講,這個階段最主要的是什么,勞動力轉移。

  第二個階段到第三個的轉移主要動力源對應于后工業革命階段,通過我們的模型得到一個很好的解釋,更好的研究。其實在這個階段是人口下降,對應后工業基本所有的國家的人口都在下降。我們通常對人口下降這個時候很恐慌,現在的很多理論在認為,人口下降,我們會不會不能夠支撐我們的發展等等,有很多人思考的,甚至是有人說我們計劃生育趕快放開吧等等眾多的思考,不對,不是這么回事,我們的理論在說人口下降正是這一階段的增長源之一。這一階段有很多的增長的動力機制,但是人口下降本身也是一個增長機制。聽起來很不可思議是吧?我們的模型在這里沒有太多的時間去解釋。

  這個階段正是因為人口的下降所帶來的人均占有資源的上升等等所帶來的。這個政府正是西方發達國家所經歷的后工業階段能夠保持持續維持在內生增長的路徑。這是我們通過這個模型提出來的一個看法。當然您可以否定,也可以不同意,我們可以探討。

  現在的問題是到了最后這個階段,T3之后。這是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我們的問題最主要的會在這里,我們說內生增長可持續的條件是什么,我們剛才一直論證了內生增長是否是穩定的,實際看到不穩定,理論的模型也證明了不穩定,而且這個階段有可能出現多種因素,它的條件是什么,我們希望找到,我們的模型理論能夠證明有多種均衡的存在,確實有一定的條件下會有低均衡也會有高均衡,或者是雙重均衡等等這個都有可能。高水平的均衡,比如說,這個L代表著人口最大的趨向是工業技術性勞動。L趨向如果是代表低成本的狀況,趨向達到一種高增長的態勢,這個不詳細探討了。

  對于我們國家的特征我們是說我們當前很可能是處于一個第二個階段剛剛快要結束的時候,即將向第三個階段轉移的時候。那么光有我們國家的增長奇跡,這個地方我們在這里發現有一個很好的解釋,為什么我們國家30年有這么高的增長,這是一個很多理論解釋不了。

  我們在這里面有一個解釋其實能解釋,為什么?正常發達國家說走過的路程從第一個勞動轉移到第二個人口下降這兩種動力機制被集中在了一起。我們是在發展的過程中,通過計劃生育這樣一個政策強行的在增長第一個階段就把人口開始搞下來了,所以我們在這個三十年其實是有兩種機制的。這兩種機制疊加了,所以才有這么好的奇跡。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解釋中國的經驗其實是叫做自動加手動合起來導致了這樣一個結果。

  關鍵是在實現第三個階段可持續增長我們需要,我們也有條件在這里,我們的條件在這里不展開了。根據我們所提出的條件要求是什么?降低教育的成本,發現決定長期可持續的這個條件里面非常重要的,教育的成本要降低,第二個是知識、勞動的附加值,技術化勞動的工資水平應該提高。大力提高老師、學者們、研究者們的工資水平是有利于促進長期增長的。這個不矛盾,不要錯誤理解。

  第三個是努力改善微觀環境確保部門的配合,這里做一個理論的探討,謝謝大家。

  主持人:有請湖南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教授陳樂一演講。

  陳樂一:各位專家,各位同學,下午好,感謝大會提供這么一個發言的機會。我的題目是中國經濟波動史,這不是一個論文,是我學習中國經濟波動史的體會。都是資料型的東西,前面各位專家講的是經濟學的前沿問題,我這里不是一個前沿問題。

  我從三個時期分析中國經濟波動史,主要中國封建社會的繁榮與大衰退,還有中國現代經濟的波動還有建國以來我國的歷次經濟波動。中國封建社會一個特點是社會經濟的發展不但長期的停滯不前,而且如果用曲線表示的話波峰到波谷之間的路程非常巨大,經濟波動的歷史主要是秦漢開始的。

  秦漢時代到近代,2000多年歷史中我國經歷了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波動,其中有幾次波動特別巨大,對社會經濟帶來了毀滅式的經濟災難。這樣的巨大的經濟波動,據史料記載達到六七次,每一次都持續了幾十年,甚至是二三百年之久。

  從秦朝、漢朝到三國時期先后發生了三次不同的波動,秦漢之交的經濟波動,西漢末年的王莽時期到東漢末年,三國初期的經濟波動,這中間出現過空前的繁榮和鼎盛時期。這個參考我主要是參考了中國經濟史的觀點。

  秦始皇順應歷史潮流,與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全國的封建王朝,秦朝。在他短暫的統治時期內,確實與不少進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但是,短暫的統治中不停的用兵,瘋狂的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大規模的工程,大大加重了人員的賦稅和徭役負擔。終于激起中國歷史上希望第一次農民大起義。陳勝吳廣起義,秦王朝滅亡以后諸侯并起,特別是劉邦項羽之戰蔓延全國。

  漢王朝是建立在大混亂的廢墟上,漢朝初期到后來開始有所好轉,中國的全面恢復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的文景之治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經濟發展的曲線從下降走到回升,但是回升的速度相當緩慢。直到漢武帝時期,國民經濟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成為的漢代鼎盛時期。漢武帝以后這種經濟繁榮的局面基本延續到西漢末年。漢代巨大的經濟波動是爆發在王莽篡權取得漢朝以后,這次經濟波動幅度比第一次經濟幅度大得多,與王莽時期引起的赤眉起義,其聲勢之浩大,遠遠超過了清末農民起義的規模,破壞力自然更強烈。

  東漢時期,社會經濟出現回升的趨勢。明帝末年,東漢社會經濟發展到頂峰呈現了一片繁榮興旺的景象。但是實際上經濟回升的曲線,并沒有達到西漢前期曾經達到的高度。接下來維持了景象,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第三次巨大的經濟波動是爆發在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標記是黃巾軍的農民大起義,這次起義的規模之大,范圍之廣,歷史之久都遠遠超過了西漢末年的起義,更超過了陳勝吳廣起義。接踵而來的是軍閥格局引起的更大的混亂。這使社會生產力已經不是一個衰退,而是徹底的破壞了。

  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很長時期的大衰退,大劫難。中國歷史上這次空前的大劫難開始了,這個時候大衰退,大波動,大劫難歷史非常長,從晉朝開始到隋朝前后歷時280余年,這將近三個世紀的災難,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最黑暗的一個時期。這是大衰退的規模之大,歷史之久,破壞的強度都遠遠超過了以前的任何一次經濟波動,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

  后來到了隋唐五代時期也出現了大的繁榮與動蕩。唐朝前期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后來爆發了黃巢為首的農民大起義,所以出現了大的動蕩。

  直到北宋重新統一中國,宋朝也出現了社會經濟的大繁榮與動蕩。到元朝出現了大崩潰,元朝以后國家又出現了大分裂。中國封建社會經濟波動的一個基本的輪廓。通過這些分析我們得出一個結論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的運行軌跡是繁榮與大衰退的相互交替,這個大衰退的時期還是長于繁榮時期。

  中國封建社會的繁榮與大衰退的交替出現,實際上不是一個真正的周期,不是一個真正的經濟周期。所以我們也不能用近代的危機學術或者是近代周期理論來解釋古代的這種繁榮與大衰退的近代的重復。這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周期波動的基本情況,經濟波動的基本情況。近代中國的經濟波動主要是鴉片戰爭以來的。

  對近代中國經濟的發展分析最大的困難是資料的困難和不準確性。現在的經濟統計中不僅有國民生產總值的連續的數字,而且各部門的行業產值和產量等指標也不完整。并不意味著不能與中國近代的經濟發展模型進行計量分析。

  可供研究的指標有兩個,一個是價格指標,一個是規模貿易指標,這兩個指標都有綜合的限制,尤其是價格指標,這個價格指數的波動形態和總量波動形態十分接近,直接用這價格指標來測定近代中國經濟的波動形態,集中到現在的經濟史中與價格指數資料,工業和農業產品物價指數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從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到20世紀30年代物價上漲速度加快,并且呈現了周期性的波動的特征。

  也就是說物價周期性波動中逐步上漲,同時存在波長為三到五年的廣周期波動,也存在著波長為十到十二年的周期波動,波動很不規則。因為這個圖像現實的不太清晰,比較模糊。

  如果用三年移動的總體估計,畫出來的圖會更清晰的顯示近代中國的批發物價的總體性波動,這里顯示了中國批發物價指數出現了下降的趨勢,1885年以來,批發物價明顯存在希望波長為25年左右的中長期周期波動,也有可能三年的平均化對中國的工業批發物價指數和合乎農產品(14.88, -1.65, -9.98%)批發物價指數進行處理。經過處理以后的各種價格指數波動形態比較清晰。他們的波動形態大體一致,波長為25年左右的中長期的波動是很明顯的。

  當時近代第一次經濟周期的波動,這個批發物價總指數,這個波谷實際上是1884年,波峰的時間是1905年,按照工業品批發物價指數波谷時間是1885年,波峰時間是1903年。第二次波動波谷批發物價總指數是1891年,波峰是1931年。大體對外貿易指標,在平均值和經驗的判斷,周期的峰谷可以基本確定1887年,1914,1934年,波峰確定為1905,1931。近代經濟的基本特征是兩個,一個是呈現基本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波動的同步性,像南開大學的王玉如他們的研究,他們用三年移動平均法對1867-1936年進出口物價指數的原始數據進行處理,可以得出比較清晰的中國近代進口物價和出口物價的波動曲線圖。結論是進口物價的周期性波動的曲線與批發物價總體性物價的波動性曲線比較相似,出口的周期性波動物價曲線差距就很大。這說明物價的波動更多是受到進口商品價格的影響,這表明了近代物價的經濟波動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市場的影響呈現出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波動同步性的特征。近代的第二個波動特征是波動幅度低于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

  這里有個圖顯示了1867-1936年期間,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的批發物價指數同中國的這些國家的對比分析可以看出來,同期中國批發物價的波動幅度明顯低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

  那么到1937到1949年中國出現了登峰造極的無限的通貨膨脹。中國物價上漲50%,當時算是相當緩和的,此后不斷的上漲,到1937年上漲到15倍,不斷的漲,完全無法控制的一個上漲速度。這里有一個中型城市,以上海的物價指數作為中國同期的登峰造極的通貨膨脹的證明。這個時期上海的物價指數不存在周期性波動了。

  其實有資料表明,1922年到1929年期間,中國的物價波動形態,與除法國意外的主要資本國家,波動幅度一般都不大,到1930年到1931年個世界性經濟大蕭條的沖擊,五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物價逐年下降10%以上。1932年以后開始回收,中國,特別是與上海相反,1930-1931年物價上漲,1932年才開始下降。1936年國家基本長都是處于戰爭時期,

  1948年物價上漲的趨勢仍然沒有停止,這和中國的物價趨勢是一致的,這種情況下物價的上漲速度,比其他的資本國家大得無法比擬,物價上漲的速度大的太多了。這是1937年,1949年建國前期的物價波動完全失去了控制。

  第三個部分是建國以來我國的歷史經濟波動的情況,建國50多年以來,我國大大小小的經濟波動總共有13次。通過從史的角度的考察,對歷史經濟波動的規模的考察,可以發現歷史經濟波動的物質基礎是投資波動,投資的擴張和壓縮導致了經濟擴張和收縮的交替出現。投資擴張和經濟的壓縮,經濟的繁榮和蕭條,既有的經濟體制和中央政府的政策決定,具體的波動情況是這樣。

  1953年出現冒進到1954,1955年出現衰退,稍微簡單講一下,1952年底,當時我國順利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兼具任務,工農業生產達到的建國前的最高水平,這是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加之一五計劃的目標,大家接受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日益高漲。1953年總體經濟情況很好,出現了三年恢復時期的持續繁榮出現了GDP達到15.6%形成了波峰。有了1953年十一五計劃的第一個年頭,規模和地區產生了極端的情緒,出現了冒進,1954年,整個經濟出現了連續兩年的衰退,1954,1955年GDP增長速度大大低于1953年的速度。

  1956年出現冒進,1957年出現希望衰退,這個情況主要是1955年底的經濟和政治形勢和1956年的冒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55年農業大豐收,但是建國以來農業總產值是建國以來的最高的一年。后面是政治氣氛,1955年下半年出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上上下下急走毛進的情緒下出現了三管齊下的偏差,農貸的增長太高了,造成了赤字。

  1956年經濟確實出現了過熱的傾向,1956年GDP達到了15%,形成了波峰,由于出現了冒進和失誤,導致1957年不得不實現小的緊縮調整,出現了溫和的衰退,GDP增長降到了5.1%,分別出現了1958-1960年大衰退,接著出現了1960-1962年大衰退,1958年大躍進。具體的問題沒有時間講了,馬上到了。

  第四個波動是1964年到1965年的繁榮,到1967-1968年大衰退。第五個周期是1970年的繁榮和1972年的衰退。第六個周期是1973年的回升和1974年的衰退,第七個是1975年的繁榮到1976年的蕭條,第八個是1978年的繁榮到1981年的衰退。此后就是80年代的,大家很熟悉了,1984-1985年的繁榮到1986年衰退,1987-1988年繁榮,到1989-1990年市場疲軟,然后是1992-1993年的繁榮和1998年以來的通貨緊縮。第12次是2000-2009年,第三次是2010年以來的新一輪。

  基本的結論是建國以來的經濟波動從中可以發現波動的基礎是投資波動,投資的擴張是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和企業強烈的投資沖動的需求。

  促成了投資沖動和需求轉化為現實的主要是作為管理者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做出了投資擴張的角色。投資加速是由于受到資源短缺的約束,供求關系的緊張,各種瓶頸壓力增大,中央政府不得不做出壓縮投資的強制性決策。所以這個投資擴張和壓縮的相互交替的過程中,中央政府的決策起了關鍵的作用。

  擴張性和收縮性的決策決定了變動的方向,這個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業強烈投資的沖動和需求,是一種體制性因素,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中央政府作為管理者身份,投資擴張和加速的決策是一種政策性的因素。所以這個投資壓縮,擴張和壓縮,經濟的繁榮和蕭條,根本原因在于績優的經濟體制和中央的政府的政策決定。

  此外歷史經濟波動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說政治因素或者是說政治運動推波助瀾,這與建國以來的有一個小啟示,中國經濟主要是三個時期,中國近代時期的波動,還有建國以來的,耽誤大家的時間,謝謝,謝謝各位。

  主持人:有請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河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彭建強演講。

  彭建強:大家大腦先放松,我是最后一個發言了,我勸大家放松,我今天一天的話,我大腦都沒緊張,是因為從上午到下午,各位專家的發言都非常精彩,精彩在特別是研究、學歷性很強,思想很希望深刻,很系統,含金量很高,而且信息量很強大。如果一走神就丟掉了信息了。所以說我一直不敢走神,就高度的這樣緊張。

  想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因為我要學的不具有系統性,含金量高,信息量大的特征。所以大家放松一點,多聽一句小聽一句不影響我的結論和觀點,我就說兩點,我語言組織上也許不到位,或許會亂一些,最后我會告訴大家我的兩點思考和兩個觀點。所以大家要放松。

  第二是在經濟增長周期方面我沒有發言權,我的專業,過去我的專業是農村經濟的專業,研究三農問題,最后關心城鄉關系,城鄉一體化,這個方面沒有發言權。最后一個給大家的是一種交流,就我為參加這次會議做的一點思考給大家做一個匯報。如果說思考有價值的話就叫做新思考,新思想,如果沒有價值就是胡思亂想,胡思亂想就是讓你們放松,用十幾分鐘的時間可以作為晚飯前的放松和調劑。

  我的題目是有效增長和創新驅動的可持續增長,這個題目很大,所以我把有效增長和創新驅動可持續增長加了一個信號。是因為什么,我只是講這里面其中的一個我想我自己思考的一個,我認為是值得注意的一些內容,有效增長第一個問題是有效的增長,有效增長是指長期的增長的有效性。

  從我們對日常生活線性的觀察,我舉一個例子,我的觀點就表明了。比如說我蓋一棟房子,這個房子如果是像英國一樣使用一百年或者是三百年我蓋一次房子,三百年不增長了,但是我的福利是一直在用這個房子。如果房子的周期壽命20年,我一百年之內,這個房子要重新修五次。重新五次我付出的五倍的增長,最后你的福利還是一棟房子。這是我說的。

  短期內來看的話,都是有效的,我今天需要蓋房子,我必須就要蓋,這都是有效的增長,但是長期的關系就不是了,像講的這個狗熊摘棒子一樣,摘一個丟一個,最后剩下的就是一個。所以我們在效率和價值上還是一個。但是增長的是過程中增長了很多倍,是我的觀點。不僅是表現在住房和基礎設施方面,還表現在其他的方面。這種長期的效率的損失我認為有以下的六個因素導致了這些效率的損失。第一個損失在哪?剛才我說的這種房子,基礎設施,授予他的壽命和質量問題,包括在我們國家跟腐敗相關的一些,像過去的豆腐渣工程,這些的話由于質量問題,使得這些工程要不斷的,浪費好幾倍的新投資和修建,像一條路一樣,我們也是反復的在修可能用五倍投資,還是一條路,維護的好的話這個路修一次可能就要使用五十年,這是第一個由于工程的質量問題或者是腐敗問題導致的浪費和重復價值。

  第二塊不是質量問題,也不是豆腐渣工程,是由于我們規劃的不科學,不嚴肅,沒有長期性,導致了規劃在現實中的必要調整和重新的拆建的折騰性的建設。這一塊大家要理解,這個又是丟掉的一塊效率的損失。

  第三塊是什么,不是有這種行為,不是有政府的行為中出現地問題,就是消費者,居民百姓,比如說中國的農民,老百姓,不就是一個房子蓋了以后隔二十年,我就是限他不好,我有多動癥,我們在政治層次有運動的多動癥,經濟層面也有折騰,會議室的家具,我過兩年覺得不好再換,不斷的換,也有消費觀念的問題,這是老百姓和消費者的問題。第四塊就是說不僅是在這些個像住房,基礎設施這些固定資產和耐用的消費品方面,包括我們生活消費品方面由于消費者的不理智,盲目性和商家的這種過渡的忽悠,導致了這種過渡的消費,比方說希望在醫藥領域,你比如說我用藥特別多,輸液特別多,本來應該一袋板藍根就好了,輸液三天,加上商家各種行為的促銷,導致了這種盲目的不理性的過渡的消費。這由讓我們丟掉了一半效率的損失。這都是增長來的,這丟是我們這么多年的百分之十幾的增長,其實這里的福利都丟了。

  第五塊是由于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長,導致了重復建設,比如說導致了今天的產能過剩,這不是一種社會資產和社會福利的損失嗎?

  第六個因素是什么呢?再分配的機制和環節上,我創造了GDP,但是沒有創造GNP,像過于兩駕的出口,只是為了改善外國人的中低收入水平做了貢獻。我們這么龐大的汽車工業的市場產值的增長,但是利潤都是讓老外拿走了,是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在勞動,在付出辛苦但是我們最后獲得的利潤很小少,這六個因素導致了長期效率的損失,短期看都是有效率的,持續在增長,長期來看的話,我們剩下的福利并不多,所以這是我對增長的看法。所以由此我傾向于對于這種增長,我們不要過渡的說我認為我是傾向不要強調增長,如果說為了增長而增長,我是不斷的刺激,我覺得是越來越被動,而且第二個我覺得掉兩個點也無所謂。掉的這一塊是一個無效的增長,剩下的就是有效的增長。

  楊圣明:把有效的掉了。

  彭建強:有效的掉了,是吧?我說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創新驅動的可持續增長。現在大家形成的共識,我們到了一個發展階段,從過去的要素、投資驅動到了一個創新驅動了。有效增長過去有很多的,像10%,我們有百分之六七十是有效的,過去的增長是兩大塊,一塊是短期條件下的簡單的擴張性,是吧?比如說我們改革開放以前就有技術的積累,改革開放一利用這種制度和機制,技術的普及和傳播的轉化,有一個量增長,規模的擴大,滿足更多人的需求,短期經濟供給不足有一個增長。當然我們也有技術進步,比如說張老師就講了學習西方的技術和方法。除了這些以外我們在輕工領域和家電的領域也是有創新的,從90年代后期開始創新上來了。

  現在的話到了一個我們必須要有自主創新和核心關鍵技術的突破,特別是表現在重工領域包括裝備制造,重工和航空等領域,支撐以后的可持續的有效的增長。

  當然了還有一塊,這個不在我的話題里面,現在的情況下是不是必須到了這種創新,過去的那種增長有沒有有效的一塊,在我們國家也有可能有,因為我們的城鄉結構和區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這種不均衡,還有可能有一種常規的增長,但是總的來說到了一種必須到創新驅動的階段,這個階段以后我想提示的是什么,到了這個階段凱恩斯的調控政策的作用空間和作用效能會越來越小,因為在投資驅動階段的話,這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首先是調控投資的很有效,創新驅動以后階段這個政策作用越來越小,我傾向于不要過渡的熱衷于和過渡的使用凱恩斯的調控政策,這是我的傾向性的觀點。我認為這個過渡的使用也造成了我們不斷的有一些問題的積累和后遺癥的生成。

  那么到了這個階段以后還有一點我想注意的是什么,我們處于從后發優勢向面臨著后發劣勢的這樣一個轉變期。過去我們增長,我們數量的擴張和學習和模仿都是我們的后發優勢。以后面臨著可能是后發的劣勢。因為我們要在前沿技術上和現代已有進行競爭。比如是打飛機制造和波音和空客競爭,他采取一系列的壟斷的手段打斷你,不讓你上來,我們將來下一步會面臨著后發劣勢,所以這是后發劣勢需要提示的。

  這個階段我想需要靠創新,只有創新才能支撐長期的競爭。那么說可持續增長是不是每年都要增長,都以一定的速度增長,這取決于創新的能力和創新的速度。恰恰是我們的問題是缺乏從實質層面上缺乏創新的實質的能力和環境,更重要的是我們沒有有效的政策和制度,沒有這樣的機制,表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是制度上比如說我們的激勵機制,向腦力勞動的報酬,向創新收益的保護和保障。還沒有得到保障,這是在制度和政策上沒有得到體現。

  比如說一開始講到了現在到了創新階段,誰不創新誰死。如果說沒有一個有效的保護創新的權益的環境的話,他創新以后也未必能活,創新以后我馬上偷你的技術。現在我覺得需要的是這樣的一種環境,除了制度和政策的環境以外我覺得還有一種在老百姓當中的文化心理,我們的文化心理目前還對創新不夠尊重和崇尚。

  吃飯的時候也在討論一個問題,創新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靈感,99%的效益是1%的靈感產生的,我們往往認可99%的汗水,所以我們心理上有一點同情苦勞,同情汗水的文化心理,這是對創新的保護的激勵和支持上的不夠。

  下面圍繞著創新的增長,上午說了以后創新的發展靠新要素的供給,上午誰提出了新要素供給的基礎,這個非常重要,我想補充的是新要素的供給必須有對新要素的內在需求。和對新要素供給的有效激勵,因此要創造的是培育這樣一創新的制度和環境。這是我的發言,并不一定對,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top論壇日程

7月3日

14:00 會議報到

7月4日

08:00 - 08:40

開幕式

1.主持人宣布大會開始并介紹到會主要嘉賓

2.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校長 王稼瓊 致辭

3.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名譽院長 郝如玉 致辭

4.論壇主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劉樹成 致辭并演講:“十三五”時期宏觀經濟波動態勢分析

5.香港經濟導報社社長、總編輯 陳寅 致辭

08:40 - 09:55

大會演講(一)

1.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張卓元:深化改革 推動經濟穩步進入新常態

2.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副局長
許憲春: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與面臨的挑戰

3.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裴長洪:“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對外開放

09:55 - 10:15 茶歇
10:15 - 11:30

大會演講(二)

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高級代表
Alfred Schipke:China’s Labor Market in the “New Normal”

5.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經濟學、金融學教授
Graciela Chichilnisky: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P21

6.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增長理論研究室副主任
袁富華:中國“十三五”規劃展望

11:30 - 12:00

三、《中國城市生活質量藍皮書》發布

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 謝壽光致辭

2、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院長 張連城發布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

12:00 - 14:00 自助午餐、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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